记忆里的父亲
——先父二十周年祭
你让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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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胡同口卖茶的老郝家拉长产业链又开起了酒馆呢?笑容满面的父亲像待一个稀客一样,把我按在酒馆外地八仙桌的那一头,张罗着点了两个菜,说咱爷俩好好喝两盅。我很不自然,离家就百十米,而且还没有进家门,就在大街旁喝酒?我说咱还是回家去喝吧,在这喝,俺娘看见又生气。父亲坐在我对面,给我筷子和酒盅,说,这就是我不愿意在家喝的原因,不尽兴。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困惑,我问父亲,俺奶奶给您起的小名,是文武的武还是端午的午?父亲随口答是武器的武。我疑惑父亲为什么这样答呢,这不是一个武吗。这时,跑堂的用托盘把两个菜和一壶酒送来。我慌着取钱包,父亲说他给。我说还是我来吧,现在我有钱了。父亲笑着从兜里掏出一大叠对折着的百元钞票,从中抽出120块钱放到跑堂的托盘上,对我说,你不知道多少,再说,这些钱也都是你给我的,花不了。我感觉我的脸突然热了,我什么时候给过父亲这么多钱呢。看着壶里的散酒,我掩饰着说什么时候你得闲,上城里我家里喝去,现在我有好酒了。父亲笑着给我斟酒说,想喝的时候,什么酒都是好酒。我很奇怪,父亲的精神头出奇得好,可是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接到我的家里看看让他老人家尽兴喝点酒呢?我吃了一惊:这不会又是梦吧……
浑身就是这么一惊中,我听见了楼下收垃圾的车响,睁开眼睛,窗外大白,人在京北,身在床上,果然是梦。泪水从眼角滚进我的耳朵里,好梦为什么总是这么短。趁着清醒,我一遍又一遍回忆梦里那些对话、那些细节。我知道,是时候了,我应该把梦记下来。要知道,这是二十年来在为数不多的同父亲相见的梦中,惟一见到父亲这么健康、这么快乐的梦。
今天是周六,西历 2011年9月3日,农历的八月初六,到中秋节还有9天,到农历八月二十,还有14天。后者是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祭日。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想我了,父亲想喝酒了。我做这个梦时是五点半,四个小时前的子夜睡不着时,我还在微博上写下一段博尔赫斯关于睡梦的话,那是夜夜回归的死亡。想起瞿秋白说,死亡是长眠为永久休息,睡觉亦是短死亡为小休息。小休息的我与永久休息的父亲也只能在梦中相见了。难道真是心若在,梦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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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名讳绍文,1933年农历五月初五生于鲁南桑村镇一个依山傍水名曰后葛庄的小山村,1991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凌晨病逝桑村街李家胡同。享年59岁。父亲为遗腹子,祖母与父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守寡的祖母历经磨难把父亲养大,并提供了乡间最好的教育。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但却是非常潇洒超然。祖母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五年后,父亲追随他的慈母到另一个空间而在世上留下了他的五个儿女,父亲自私。回顾父亲的一生,其聪颖和落魄,这种复杂和纠结,让我无从写起。
也许是到了异乡帝都,也许是因为过了四十五岁后,我的睡眠明显少了。追忆年轻时,我是一个多么嗜睡的人,没结婚前只要没有急事,几乎每个周日,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那时起床后,母亲常说,看看床睡塌了吗。人的一生睡多少觉,同活多少年,吃多少饭,喝多少酒等等等等一样,都是有个定量的。这些年,在关了灯依然睡不着的时候,黑暗中常常思考一些事,往事和未来似乎在黑夜的背景里才显得异常清晰。这样的时刻,偶尔会想起父亲。然而,记忆如同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又是个极靠不住的东西。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似乎就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了。父亲与我相差三十岁,我小时最初留下的脑海影像,父亲也就是三十五六岁吧。这个年纪,如今依然是个小伙子的形象,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怎么就成了个半大老头了呢?

图说|1987年暑假时,在老家小院里,我拍下的54岁的父亲
记忆里父亲更多的时候是个沉默的人。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时代自然是八十年代,我那如今遥远的故乡老家,父亲在黄昏的庭院坐在马扎上,面对着葡萄架下、压水井边自养的花草,独自在暮色中抽烟,燃烧的香烟明灭在指上。我清楚得记得父亲修长的食指、中指都熏黄了,其色深,左手甚于右手,连指甲都呈焦黄色。现在想来,每天这要抽多少烟啊。我小时对烟酒印象极不好。不爱说话的父亲一旦遭遇上酒,便会打开话匣子。摄入酒精量,同话语的频率成正比,同话语的理性成反比。而且在七十年代偶有发酒疯骂大街的行为出现。在我早年的记忆里,只要有酒足够,父亲绝对是一个每酒必醉的人。后来我教书的时候,读《五柳先生传》,就其中段落说给父亲,父亲哈哈大笑。七十年代后期,大哥有了儿子,父亲升级后在外喝酒开始节制,进入八十年代早已不再以酗酒的样子出现在家里,到了生命最后两年,因病与酒基本无缘。如今算来,父亲酗酒最厉害的时候,是在他四十岁以前。对于父亲的醉,奶奶是置若罔闻,而母亲也只有这时候可以好言说父亲两句以后少喝,即使是学奶奶报怨一声“醉汉头”,也不敢当父亲的面,只是在儿子面前压低嗓门骂一声泄愤而已。后来我也开始喝酒,才知道,喝酒,的确是因为自己想醉才会醉。其实古人早已总结过,不然,就不会有一醉方休这个词。酒有其自身的魅力,不然不会流传这么多年。
记忆里最难忘的场景,是昏暗发黄的影像:那时我还没有读小学,酒后晚归的父亲躺在床上,床头盛粮食的泥缸上亮着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重读在长岛当兵的大哥来信。大哥的来信就放在父亲枕头下的席下,每次喝醉,都要痛哭流涕的复习,念几句,然后就哭,口中唤着大哥的乳名,而我每次都是趴在床沿上,跟着父亲哭,像伴奏。今年春节的时候,母亲还说,你们兄弟四个,你跟你大哥最好,小时跟醉汉头可没少哭过。如今算来,那是1969年,父亲只有36岁,我6岁,而大哥17岁。到了2006年,我的17岁的儿子离开家独自到上海读书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一个父亲的心。

图说|1970年夏天跟父亲去长岛探望在此当兵的大哥,
拍于小钦岛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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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生,可谓坎坷。三代单传,到父亲这,能有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这才是奇迹。父亲的父亲是中医,有点家业和前后三位太太,是后葛庄最富的人,有三进院子,有炮楼。祖母是祖父最后一位夫人,她老人家生于1903,故于1987,享年84岁。祖母育有一女一儿。她30岁守寡,而父亲是1933年的遗腹子。父亲有一个年长6岁同父母的姐姐,四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其中三姐与祖母同龄,四姐年长父亲12岁。在祖父突然病故(那是另一个故事)后,怀着身孕不知是男是女的祖母,有焦虑但更多的是希望,行动不便加之本来就是缠足还带着12岁的四姑和6岁的五姑,那种日子可想而知。
父亲从未出生开始便陷入别人觊觎家产的灾难之中。在这之前,无男嗣的祖父出殡时按鲁南风俗,需要人顶牢盆,这样祖母用一亩地的代价请了近的本家,由五六岁的大印后来我称之为大爷的人来顶。后来才知,他们一家不仅在乎那一亩地,而是在乎祖母生不生男孩,这样大印可以继承这个家业。这种人性的自私和丑陋是不分时代的。父亲尚未出世,就已处在万分的凶险之中。开始的时候,还仅限于偷庄稼,后来几乎就是明火执仗。大哥至今保存着一份诉讼状,是祖母给他保存的,那是1937年的诉讼,祖母在忍无可忍后报官。我不知这最后的官司如何,我知道的是从此埋下了更大的灾难。祖母来滕县城告状的时候,父亲四岁。状子上写明祖母当年上访住的地方:滕县塔寺街高家庄马车店。机缘巧合,她老人家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四孙子在她逝世十年后开始,在塔寺街住了十年。我曾想寻找高家庄的马车店,可是七十年后,世事变迁,竟然寻不到一丝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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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命里遭遇的最大折磨,是九岁那年。1942年的秋天,九岁的父亲被人设局绑架十几天。父亲很少谈及此事,我的五姑每每提及,泪眼婆娑,说一天要给人家搓两升高粱,他哪里干过这种出力的活啊。父亲被限制自由的地方,叫磨坑,是个依山的小村子,现在离京沪高铁滕州东很近。过去那个村子出过马子(土匪),其实离我们老家后葛庄也就是十五六里路。后来知道那是一个由后葛庄的内线,与磨坑的外援共同策划,目的就是倾家荡产最后也不会被赎回。为此,祖母卖地,可是总不见父亲放回。祖母一度想放弃,因为她不知儿子的死活,而且也已觉察绑架者是想让她人财两空。
说来父亲的获救极偶然,奇迹般传奇。1942,那时是日本世上,一位去磨坑为清匪察看情况的县保安大队长,发现了被一口缸反扣着的父亲而被解救。聪明的父亲被人匆忙扣进缸里后,黑暗中聆听外面的脚步,当他听到这个陌生的脚步后,用力在里面敲,那个人把缸搬开,看见了这个九岁孩子。于是带走,用自行车,把父亲放在前梁上,闻讯从山上下来的土匪在后面放着枪追。有一次父亲说过,那个人一手扶车把,胳膊弯揽着父亲,一手用驳克枪回击,而且胳膊还中了弹。好在磨坑离县城很近,土匪没敢穷追。这位县保安队长,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伪军。父亲在讲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一点也感觉不出这是个反面人物,反而像电影里的游击队长或侦察英雄这种感觉。他们竟然还孤胆侦察,竟然也剿匪,竟然也解救素不相识的被拐买儿童,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宣传在长期欺骗,还这只是一个特例。这个人好像姓张(后来大哥告诉我姓李),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父亲曾认其为干爹,那个年代的义子同现在干女儿显然不是一回事。此人抗战胜利后音信皆无,不知下落。
这次变故,家道加速中落衰败(若干年后回望,幸好有此变故,不然真是成为了地主,我等兄妹将成为四类分子子弟,当然这是后话)。那时候,四姑已出嫁到桑村街,一个姓洪的人家。姑父在桑村街为养家糊口,也是一个拿枪的人。在他的拾掇下,我们全家迁到桑村街。而后葛庄的老宅子,没有人能住,成为凶宅,后来成为村公所。
那时的桑村街,有围墙,有东南西北四个门,如城。姑父家住在东门里向北。我们家搬到李家胡同最南头。外面是围子墙,小镇的东南角。买了卢姓的八间房,三间堂屋,五间临胡同的东屋。据说这是个需要人镇住的宅子,堂屋东山墙外,曾红如赤壁,失火烧过。父亲在这里结婚,母亲在这里生下了我们兄妹五人,我在那里住了28年,虽然我19岁就离开桑村去东郭和界河工作,可是几乎每周要回的老家,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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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到1943年,父亲人生之早期的十年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动荡不安,也许正是这种生存的环境恶劣,我才一直以为父亲的名字饱含祖母对父亲的期待。父亲的大名最后一个是文,父亲的乳名是武。好多年前,我一直以为是五,胡同里很多人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称父亲为五叔、五老爷,至今人称母亲也是五奶奶。我一直奇怪,这是怎么排的啊,我最小的姑称之为五姑,怎么父亲也是五呢?我自以为猜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想,父亲的乳名是武,祖母就是希望她的儿子有文有武,不受人欺负吧。可是2008年搬家的时候,找出了父亲的身份证,我突然发现父亲生于1933年5月5日,我知道这是农历的日子。这个日子让我想起奶奶在时,每年这个节我们家过得比邻居家重视,再困难的日子,那一天也能吃上煮的鸡蛋,奶奶还要采石榴花的花给我们洗眼,我突然明白了奶奶每年端午节的往事之渊源。只是我又开始了新的疑惑,也许父亲的乳名有祖母的纪念,那是午?这一切永远不可知了,无论午和武,那已经都不更重要,没有人在探究竟是武、午、五,街坊邻居依然称母亲为五婶子、五奶奶。
父亲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正是小时的这种文化,使父亲有别于与父亲同龄的我的那些邻居,这也是父亲几次历经人生低谷跌倒后,又能爬起站起来的资本。无论提及写字还是打算盘,父亲时常谈起过他被日本人杀死的私塾老师刘业侯,但父亲不知这位老先生真正的政治身份,只是知道他抗日。我曾查过这个人物,但无果。我的猜测是刘不会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也许是一个没有任何党派只是反对外夷入侵有血性的中国旧式文人而已。我之所以认为刘业侯不是中共,是因为在桑村街出过两位被大书特书身份为中共党员的抗日英雄,程家二兄弟:程子显、程子亮。其中就义的场景,父亲是一个在现场目睹的亲历者。

图说|也是我拍的,只是想不起来是哪一年的秋天了
父亲的四个儿子,在多才多艺方面,都没有超过父亲,尽管优秀的地方大哥继承的最多。父亲会写毛笔字,我记得小时父亲指导过我写大仿,我记得小时每年有人给父亲送红纸和墨汁,请他写春联。我小时兴学欧体,我一直认为那个体好,父亲的字不是那个体,所以在我相当一段时间,都认为父亲的字也就是一般。人的无知总会错过,事后想来可惜,我那时不知道存留父亲的墨迹。我四十岁后在鲁南曾经迷恋过一阵子书法。想起父亲的字,已经永远难寻了。两年前,三哥的儿子结婚,要重扎老家的福棚而拆掉了旧的,我有一天回家,突然发现了老家堂屋的木梁上的四个大字:立梁大吉。我清楚记得这是1986翻盖房子时父亲写的。我看了又看,父亲习过的碑贴,原来是诸遂良的《雁塔圣教序》。
父亲是个明白人,集体分地,邻里分家,都找父亲,这不仅是父亲处事公平,而且精于计算,心算、口算、珠算样样再行。我的老家。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经常听到别人讲父亲如何用一捧土坷拉分地的故事。父亲能够同时用左手打着算盘用右手写名记账,这曾经是很多人想学而学不会的传奇。我清楚记得在粮所帮征的时候,粮所一个接班叫小郭的城里的年轻人向父亲学习。我从父亲那里学来,并在儿子上初中前亲手传给他的,就是父亲的掐指一算,用手指计算天干地支来推算农历的年份,包括六十年一个甲子的循环。惭愧的是,在快与准上,我上比不过父亲,下比不过儿子。也许这就是我自小不喜欢算术造成的。
父亲还会乐器,我小时父亲偶尔还吹笛吹箫,那时候,需要一种发音用的笛门子,我记得每年秋后,父亲小心翼翼的剥芦苇,取苇子的膜放在书里。母亲对此很不屑,认为它不成吃不成喝,是游手好闲者的玩意。也许我受此影响或就是天生没有音乐细胞,至今一窍不通,但这让我愈发喜欢和羡慕那些懂乐器的人。
七十年代,私人还允许拥有猎枪。父亲喜欢打猎喜欢钓鱼,我还记秋天农忙后,父亲和他四姐夫两人到南河崖向依山口打野兔子的那些场景。会玩的人,都会吃,父亲做得一手好菜。我目前还能拿得出手的厨艺均受惠于父亲,包水饺,擀面条,煎豆腐,煎鱼,炒鸡,我曾戏言之这是祖传。当然,这还包括看秤、打麻将、下象棋和喝酒时的猜拳。若干年前,父亲病中的岁月,我仅以父亲打麻将的故事,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人生一种》。父亲在玩方面,在乡村民间,称得上大家。每一个技能后面,都有着故事,可惜写来太长了。我只知道,老家那条胡同,父亲之后,没有这样的人了。

图说|1979年的全家福,二哥(后排右二)反击战后回家探亲,是他用海鸥相机自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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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父亲十八岁时同十九岁的母亲结婚,父亲十九岁时大哥出生,二十一岁时二哥出生,二十四岁时三哥出生,三十岁时我出生,又过八年,妹妹出生。母亲是那个时代传统的农家女子,一个字也不识,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到”长大的,小时的经历与父亲不可同日而语,年轻时在很多方面理解不了父亲。母亲善良、直爽且没有机心,一直没有主见,什么事听父亲的,属于受父亲奴役驱使的人。直到父亲最后几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才敢偶尔会有抗争,并且她继承发扬了奶奶给起的父亲“醉汉头”称谓,自己又用“头”给父亲命名了两雅号。于是三头并存,她如何用这三个雅号,要看场景,要看事态,运用很恰当,根本不像是个没文化的人。这三个头分别是:醉汉头,败坏头,拧筋头。这其中包涵的意思,也许鲁南那地方的人更能明白。如今想来,父亲的这一生,似乎用这三个头概括了,性格即命运?
家里有一张黑白照,也是家里保留下来的最早一张照片。根据照片两个哥哥的体态,我推测大约是拍于1955春的全家福。照片上五个人,惟一坐在圈椅上的是祖母,她在中间揽着大哥,母亲抱着二哥站在右边,父亲气宇轩昂站在左边。父亲戴着深色解放帽,着一身深色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着钢笔,皮鞋锃亮。这装束,在那个时代,显然是个吃公家饭的干部,这时候父亲也只有二十二岁。可是,父亲在世时,关于父亲参加工作的事,在我们家似乎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能谈及的隐秘。后来我隐约知道,在这照片拍后不久,父亲犯了错误,本来低低头就可以过去的,可他就是那么扛着,最后是奶奶把他领回了家,算是自动离职。据说父亲是犯了在那个时代,是最难以启齿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正是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家没有人提及,所以没有人清楚知道此事的原委,我们知道的只是影影绰绰的风言风语。那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不算事的事。
父亲回到了李家胡同,不久担任了社里的会计,二十三四岁的他在那个年代正是血气方刚心怀向往,非常革命和积极。大炼钢铁年代,家里的枪刀全部带头上缴,只要是金属的,包括奶奶的大刀、母亲嫁妆上的金属扣,那支土炮(枪)是因为保管员给父亲说太可惜了不收,才又拿回来的。对此,母亲至今耿耿于怀,败坏头,这是母亲给父亲命名的第二个头。然而好景也就是几年,四清时候,被想取而代之的黄某人设局,父亲从会计的岗位下课。又一次沦落。父亲向上的心,终于坍塌。也许就是这个时候,父亲开始从酒精中寻找忘忧。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在醉了后给我说过很多如今看来“一句顶一句”的名言:夜思千条路,天明卖豆腐;仨钱的不给俩钱的说话;人不求人一般高;冻死迎风站;老天饿不死瞎鹰。我上初中时,酒后问我“尚黑”什么,多年以后看过繁体字,我才明白,当时幼稚的我曾一度感觉父亲政治倾向有问题。父亲不擅长农活,在此后还没分田到户的岁月,父亲看坡,看果园。公社粮站征收公粮时,父亲去帮征,每年夏秋两季,即能挣工分,又能挣补助。1978年市场开放后,父亲又有了个临时的工作,工商管理员,每五天工作一天,在畜口市看秤,收费,是交易员。一直到1991年父亲去世的前一年。
这期间,大约是1978年,流行落实政策,二十多前父亲的同事有一位官居副县长,有一位是退役参加工作的大哥的直接领导。有一天大哥给父亲说,大哥的那领导让父亲写个申诉材料,当年是被人放大了的,那能算什么事,找一找副县长,应该是能落实的,现在没点影的事,都在要求落实政策。大哥说,就是您不愿意上班,就是有个指标给弟弟妹妹将来接班也好。父亲变了脸,发了脾气,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从此,大哥再不提此事。若干年后,在父亲病故多年后,母亲还说,人家当年跟着你爷抬秤的,都弄个正式工有养老金,谁像你爷这个死拧筋头。
父亲既有做人的清高和酒后的坏脾气,也有着善良和嫉恶如仇。尽管家务事难断,父亲在胡同里有个民间差事,就是常以外人身份却被人请去给帮分家,写分单,红白事当外柜,自然事完以后特别是喜酒后,会有一场不醉不休的大酒。父亲在农村是个异类,按他说有一些“驴倒驾不倒”的习惯。父亲得罪的人,要么是因为他的耿直性格,要么是因为他的酒后失控。今天回望,我感觉父亲对人对事有非常强的是非标准。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兄弟几个。特别是我,加之早年上学讲到的历史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史,这种洗脑,让我看人看事一度没有灰色地带,非白即黑。
父亲骨子里是个受传统礼教浸润的人。奶奶在时,每年的正月初一,父亲当着他儿孙的面,总是先让奶奶安座,然后和母亲一起,给奶奶磕俩头。父亲给亲戚的关系处理都非常好。同他姐姐家的关系,同他舅舅的关系,同另一个系列舅舅家的关系,同他四姐夫的关系,同二姐儿子石娃的关系,同我姥爷和舅舅的关系,甚至同当年置他死地本家的大印及儿子的关系都很融洽,家里再困难,只要他们到街上赶集来家里,父亲总是留他们吃饭,喝酒,那怕那酒菜的钱去外面借。奶奶对父亲每次都热情款待常来的一个人很有意见,认为父亲忘了本,那人是大印的儿子、我称珍哥的人。父亲说,别说小珍,就是大印叔当年才几岁,当年那是大印叔他爷的事,跟他的儿孙就更没关系了。我们家被逼离开后葛庄后,他们也是呆不下去了,他们迁到了德宏庄。珍哥比我大哥还要大,曾经卖过耗子药,练就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见了父亲就是“叔来,叔来”的,奶奶常说,照起你爷爷来,谁是你叔。不仅如此,父亲对当年取而代之的会计也是从恨到宽谅。此人比父亲大十多岁也是受过私塾教育,写一手好字,七十年代父亲酒醉后,时常在人家门口指名道姓骂人家黄光鸭子,但此人还是有涵养,从没有给父亲发生冲突,闭门不闻。每每如此,我们兄弟都看不下去,总是尽快把他搀进家里,减少他在胡同停留的时间。八十年代开始父亲不在酗酒后,让我们同他的儿女不要有恩怨。1983年,三哥结婚时,父亲请黄到我们家写喜联,晚上在我们家同父亲当年的搭档光田哥一块喝酒,有种度尽劫波的意思,三个当年的敌人竟然有了往来,也算不容易。我到了去年才想明白了父亲当时缘何能如此。

图说|父亲的记事本,
用圆珠笔写的

图说|1983年三哥结婚时的人情往来,35年前的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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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南到北京工作后,我曾三次去过中国电影博物馆。第三次去时,看到了一个投影照片:用两只手做的一个狗的剪影。前两次都没在意,看到的一瞬,我的内心突然卷过海啸般的一浪。昏暗的煤油灯,贴着发黄报纸的土墙,父亲用手教我手形,狗,兔子,蛇,特别是狗,父亲的大手和我的小手,在墙上上演狗战对吠,那是我童年时的欢乐和记忆。多少个晚上,父子两人用灯影表演狂犬大战。父亲讲过的故事,神话志异的故事太多了。另外的故事,我清楚记得父亲讲解缙的故事,至今记得那首解缙的打油诗“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我还记得父亲用泰山的两个字来考我们兄弟,虫二,答案是:风月无边;还记得父亲的谜语“虫去凤窝飞去鸟,七人头上戴草帽,大雨下在横山上,一对朋友分开了”,答案是:风花雪月。那时我猜不出,至今记得父亲的眼神,我今天才懂那是一副失望和得意交织的眼神。如今思考父亲,我感觉他本质上骨子里是个风流倜傥的文人。诚如有兄所言,如果他老人家生在北京,说不定也能成为王世襄那类的人。
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小时父亲读过什么书,因为那时我记忆里家里只有毛泽东选集和大哥当作宝贝的《红旗飘飘》,似乎再没有别的书。我的三个哥哥都喜欢看书,我最早看过的小说都是哥哥们从外面借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晋阳秋,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等等等。那时的煤油母亲都是称之洋油,还是定量供应,母亲偶尔抱怨我们家的油不够用。后来同父亲一样很高兴我们看书,听到母亲的萦叨,常说的一句话是“三辈子不读书,一窝老母猪”。
那时的煤油灯我们家用的灯芯是一种类似今天的宣纸,我们家卷油灯的芯,都是古书,中医书,那时根本不知是好东西,这些书在奶奶箱子里,繁体竖排,发黄,八十年代初还有,可惜我那时无知,从来就没当什么好东西。后来当我知道想找这些东西看看时,随着奶奶的去逝,这些东西一下都没有了。因为那时候终于有了电灯,不需要灯芯了,可能按照风俗,都弄到林上烧了。我小时奶奶说过,几十年前,我爷爷写完的字的纸,平时都是留着的,到年底,让长工们背到河滩上去烧,说这是敬惜字墨。
回忆总是绵长。我一直觉得同三哥相比,在父亲那里,我得到过许多他没有享受过的待遇。有句古语,说“天下的爹娘爱小儿”。这个爱,是最爱的意思,我信。我第一次随父亲去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拍照片,都是父亲带我去长岛的体验。而三哥那时14岁了,这一切都还没有过。其实我小时行为慌张、愚笨、胆小的我,经常好心做错事,臂如不知道新熬猪油为散热罐没盖盖,我却把煤油灯放上,结果两油融合,白搭了珍贵的猪油;臂如,向火炉里添炭,我却随手掀起锅盖将炭放进锅里……如此等等,却从没有因此挨过打。我小时,没有电视,每年的元宵节,街上的,各家的小孩在天就要黑时就挑着自家的灯笼在胡同在大街上窜,那时有谁的灯笼好这种炫耀的意思。有一年家里没买灯笼也没有糊灯笼,父亲见我很失望,就用大红萝卜给我挖了一鱼形灯。鱼肚里放上蜡烛,特别漂亮,成为那年人见人叹最独特的花灯。喝酒猜拳父亲都教过我,甚至如何在打麻将中防止被人骗,父亲传授过他的心得。对此,母亲每每不屑说就是不教点正经事。父亲总是反驳说妇道人家懂什么。
在我十岁前,每年夏秋两季征公粮的时候,一到集日的中午,粮所食堂要改善生活,头天晚上父亲都要安排我,上午放了学直接去粮所找他。吃白面馒头,喝羊肉汤。后来我才知道,那都是父亲平时刻意少吃省下来的饭菜票。1974年秋天,我无意中惹了个祸,某天下午,与伙伴打水仗时,把我背后一个沟南的女孩的眼眶用石头碰破了,在医院缝针的时候,女孩的母亲我称之嫂的人说了几句,我害怕了,离家出走。沿着公路向城里走了十多里,茫然,不知怎么办,泪已流干。在陈岗,暮色中一辆自行车超过我停住,我正想绕过去,车上下来的那个人平静的说“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这才发现这个人是父亲,顿时,泪如泉涌。父亲说“有什么了不敌的事。”车子掉头,父亲说“咱先推着车子走一会。”,我也是后来回忆才想,当时父亲骑车奔来的一定气喘吁吁一路奔来累了才说走一会的,那个时候他心里一定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流着泪离开胡同的,被一个胡同里街坊比我小一岁的雪云看见,后来告诉了母亲,母亲让她领着我三岁的妹妹到镇西头粮所找父亲,父亲那时正忙。找人替他,然后借了辆自行车就追我。这个雪云是我五姑家大姐的二小姑子,为情自杀也快三十年了。说起殉情,八十年代初李家胡同先后有四五个我小时的伙伴为此自杀。1981年我初恋失恋后,一度让父亲非常的担心和牵挂。后来听妹妹说,父亲专门安排过她多多留意我。那时我18岁,其实那时我一点也没有那愚蠢的想法,虽然当时内心是很痛苦。还有1982年暑假,第一次教书待业的那个暑假的父亲牵挂着我。我常常想,年轻时我多么不懂事呀,给父亲添了多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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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姑夫是个铁匠,标准的农村父亲,也有三个儿子。一辈子勤劳,为每个儿子盖屋,为每个儿子娶媳妇。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常对我五姑说:挣命不如命正,你看绍文,一辈子吃喝玩乐,你看人家四个儿子。五姑父行为方式同父亲不一样。过去在他眼里,父亲是不负责任的。父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作牛马。有人认为他这是推却责任之论。当我也养了儿子,才多少明白了一点。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现在有观点说“有儿子要穷养,这样他才知道奋斗;有女儿要福养,这样她才经得起物质诱惑。”,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也有一定道理。多少年后,我恍然大悟父亲为什么在李家胡同那么高傲,为什么能够宽恕那么多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或许他的内心最强大自豪的地方是教子有方,四个儿子给他争气。而他曾经的对手,要么没有儿子,要么儿子愚顿窝囊毫无出息。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前七年,是父亲一生最荣光的年代。然而对父亲最致命的打击,是1987年春天,祖母的非正常死亡。在这之前,父亲乐观健康。这之后,父亲才变得愈发沉默。奶奶出殡时,披麻带孝的父亲那真正的痛苦那泪水让我看了忍不住大哭,而且,从此不能看老人哭。而且父亲真的理了个光头,鲁南人传说中的孝子百天头。后来,父亲曾一度给妹妹的写过遗言:葵花,以后你的一切要听你四个哥的了。我结婚后的前两年,一直在家里住。八十年代,同样是无知的年代,奶奶去逝后不久,父亲时常感觉手麻,那时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1990年6月,父亲第一次中风,半身不遂。大雨中送到人民医院,才知道他有高血压。住了几十天院,能够站起来自己拄着拐杖走路,那步子真像赵本山表演的那样,我儿子一岁多时竟然学过父亲。当时医生要求他三戒:戒酒、戒烟、戒麻将。那时有一种药:华佗再造丸。父亲说那药管用。然而出院后,父亲一下子又把酒、烟和麻将又拾起来了。他当时真的认为,如果这些他喜欢的东西都戒了,活着的意义就不大。谁也劝不了他。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一次比一次发病的周期短,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脑血管破裂。1991年农历八月二十凌晨,那时我在界河。凌晨两点多钟,父亲对母亲说你快去叫三孩,我感觉不舒服。三哥到了说去医院,父亲说先弄点水扶我洗洗脸。三哥到院子里从压水机打水,母亲去拿热水瓶、香皂和毛巾,前后就是一两分钟,当他们重回到床前,父亲半眯着眼睛已停止了呼吸。我是在家过完中秋后又干了些农活,八月十七离家去上班的,因为报纸要出了,我需要回去编稿划版。当时妻子和儿子都没跟我走,走前我给父亲说,我忙完就回来,咱再到医院看看。父亲说没用,你还是忙你的去吧。父亲说怎么躺着都难受,你帮我向里翻翻身。父亲面墙的瞬间,我看见父亲眼里有泪光。见到父亲的无助,我泪流满面。其实,第三次脑血管意外后父亲就瘫在床上,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喝水都用吸管,天天输液。八月二十清早上班我办完了请假手续,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刚要走,那时在邮电局总机工作的二嫂电话来了,告知丧讯。七十里路骑车,路上都是想的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到家,院子里有人支灵棚,大哥还没有从枣庄回到家。没喊路,不让哭。父亲躺在堂屋的沙发上,我没哭,坐在沙发东的地上,拿起父亲的冰凉的手,突然有想握暖他的想法。那时我不知他手中有人按风俗已放了荆棘,荆棘刺得我的右手出了血。我没有哭。

图说|我在1991年春节期间拍的,父亲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父亲去世后,一直以来,我内心里充满了的惭愧。想来我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没有骂过我,甚至没有对我要求过什么,明确期望过什么,无论学习无论工作无论婚姻,但我依然觉得父亲内心肯定对我有过不一样的期望。我时常回忆父亲的最后那个中秋节父亲的无言,最后一面时父亲的泪光,目光里的东西很复杂。那时候我的工资不足百元,古人云久病床前无孝子,对父亲的病有无能为力之感。父亲离去最初的几年,我的心里有种怨气难以排遣。渐渐的,我在努力淡化自己内心的积郁。如今想来,许多事没有经历,永远不会有那么深的体验。1991年,39岁的大哥正为知遇之恩而卖命工作同时还让叛逆期的儿子弄得焦头烂额、37岁参加过对越战争军转回地方的二哥正在仕途上奔命、34岁的三哥校里一半、地里一半的民师、28的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热爱文学有点小名声的穷光蛋、20岁的妹妹在外读中专,我们那时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父亲在与不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死让我28岁了才一夜长大,我开始反思我自己。一年后我写过一篇随笔《迷途上的呢喃》,多少反思了我自己,基本告别文学。生活大于著书,而自己在文字上的追求由道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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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说“你让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午夜思回,其实父亲在桑村街大抵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虽然父亲在世时,我写过带有父亲内容的一个中篇小说《故事》和前面说过的短篇小说《人生一种》,但我总感觉没有写出真正的父亲。父亲辞世后,二十年来,多少次我想写一下父亲,可总是写不下去。有些爱铭心刻骨,真是难以叙说。这些年,害怕读祭亡的文字,害怕参加悼亡的仪式。2010年春节将至时,专程到乌鲁木齐,参加一个葬礼,同事之父,天山大雪。在殡仪馆,当那哀乐响起,我的泪水无法控制,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
老家的胡同里老人一个个在离世。桑村街上的故事每天在上演。我知道,今天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父亲,甚至那个名字。为父讳,多少年来我很少念出的名字:李绍文。这是陪了我28年,虚岁活了59岁的父亲。我时常感觉他没有死,只是去了一个我暂时去不了的地方。每当在异乡的人流中,看到体型脸形相似的人,我都突然有一种幻觉,如果能看到的是我父亲会有多好。在家里偶有喝酒的时候,如果对面坐着我的父亲多好。我常在心底自语儿子有能力可以陪着您喝一杯了,喝下那口酒,我就仰起脸,似乎在寻找天花板上有什么,那是泪水在眼中,我不想让它流下来。
我知道,只要我在,父亲在我心中就永远都没有死。父亲啊,将来有一天你的小儿子死了,你才会同我一起死,那一次你才是真正的死。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而今夜,看着你抽烟的照片,在您二十年前离去的这个夜,我终于写完二十年来想写却一直没有写成的这些文字,虽然它毫无章法,我只是想证明,我过去曾拥有过那么多你的爱,而今天,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兄妹五个都生活得很好,虽然你的小儿子生活在异乡,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陪着我。二十年前我从未说过,今夜我不能羞于出口,我对你说:成为你的儿子是我此生的幸运。父亲,我爱你。
写于2011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六成于9月17日农历八月二十凌晨



父亲的遗物:身份证、工作证、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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