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霱（1894—1959），字云卿（按：音玉，彩云之意）。191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大学留学于美国、德国，回国后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前几年清华大学编写的《名师风采》中对孔繁霱有记载，属于当年泰斗级的史学教授。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远赴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1918年2月7日这天，他在日记中写到：昨天论到人立志的话，我想起现在我们中国：一班青年，大半都是口头里“爱国”“救国”的话说上许多，究竟将来人世能否如他所说的话去做，那是置之度外了。不但他不能去“救国”“爱国”，恐怕他那损人利己的事情，做的还要比从前的一帮人巧的多呢！这就是孔云卿的话“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之争权夺利之人物”。这种人在社会上实在是可怕的很。中国要亡，也在他们手里。

周恩来发这个感慨，是因为前两天刚接到在美国留学的好友孔云卿的信。此事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918年2月5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癸未）（星期二）今天到青年会的时候，接着孔云卿从美国来信，看了很喜欢。但是他信中说留美学生情形：“留美学生有一种习气，好出风头。弟视之如上海时髦，攫得一会长书记，便以为大功业就，即此归国，便可骗人赚钱，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之争权夺利之人物。固不敢谓全体无真正忧时爱国之士，然而未之见也！”

孔云卿的话对正忧国忧民的少年周恩来触动很大。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自己为此忧患不已的心情。几天后还为之感慨。这位与周恩来志同道合、一句话就被恩来奉为至理名言的孔云卿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山东滕县人孔繁霱

滕州东龙岗孔氏一家与南开中学很有缘分。孔繁霱侄子孔祥真（长兄孔繁霖子）、侄女孔祥瑛（族兄孔繁霨之女，钱伟长夫人）都就读于南开中学。孔繁霱成绩优异，尤其以文章见长。同学黄钰生（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曾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在《早期的南开中学》一文中回忆到： 最为全校师生所重视的，莫过于全校性的、每年一度的国文比赛。国文比赛名列前茅者，全校健羡，“金榜题名”，第一名更是“状元及第”了。我在校的时期，一共有三个人得国文比赛第一名。一个是我上一年级的陈刚，一个是我的同班孔繁霱，一个是我下一年级的周恩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他学生时期，多才多艺，不但国文好，别的学科也优秀，而且敬业乐群，干才出众，因此老师器重，同学爱戴。

《校风》报的刊行，是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积极参加，经费出自学校，办理全由学生。《校风》的负责人(当时是叫“主笔”还是“编辑”，还是“经理”，我记不清了)，很自然地就是国文比赛第一名。陈刚是第一任负责人，接任是周恩来，孔繁霱没有当过总编辑，但是他投稿很多，几乎期期都有。

黄钰生的回忆大致准确，但也有出入。事实上，《校风》的负责人后来有两位，分别是总编辑和总经理。两人分工合作。总编辑是孔繁霱，周恩来是总经理。而上一年级国文比赛第一名的同学叫陈钢，而非陈刚。由于年代久远，黄钰生可能误记，另一种可能是黄钰生于1916年夏天考入清华读书，而孔、周二人的分工合作是1916年秋天的事。已经离校的黄钰生并不清楚。

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南开中学习作释评》(以下简称《习作》)一书记载，《校风》1916年9月4日第三十六期中《校闻》栏有《旧生出校》新闻：暑假期长，同学多思高迁，而本学期又为年级之首期，各校均揭招考之示，故半途升学者有之，就事者亦有之。兹就所知，言之如下：专门二年班同学陈君钢，素来办事热心，人所共知，而本报又为陈君创举，关系尤切。惟自本学期起，已应江西心远中学监学职，不复来读。又专门二年班同学查良钊君，考入清华高等四年级，明岁即可留美。专门一年班同学黄君钰生，以第一名考入清华高等二年级。

此新闻与另一条新闻后，《习作》有注释：“此两则为与孔繁霱合写，署名‘拙’‘飞’”。“拙”和“飞”分别是孔繁霱和周恩来的笔名。据此可知，黄钰生已经于1916年暑假升入清华。

《习作》所选周恩来1915年9月所作《校风报传》一文，也可证明孔繁霱早就是校报副总编，或者叫主笔：

吾校之有报也，民国三年春季《星期报》实首之。斯报出，南开始有声闻于外。南开声誉之佳，固不因是传，而鼓钟于宫，广音域内外，则义无辞焉。其组织为纯粹学生自理，每班举编辑二三人，共推正副主笔经其成。司其事者，陈钢、孔繁霱、俞德曾也……乃《校风》报旋继之以兴。其组织与前稍异，各类主任系由校长指定，而编辑员则仍举之于各班，内容殆无别于前。主笔陈、孔二君亦未之更动。故报之名虽异，而报内之精神则仍多旧贯，谓之二报可；谓之一而二、二而一亦无不可。

黄钰生离开的这个暑假，1916年8月21日，《校风》报进行了成员改选，副总编孔繁霱接替创办人陈钢升任总编。周恩来当选《校风》报社经理部总经理兼编辑部记事类主任。1917年5月至6月分六期发表的周恩来文章《吾社之责任观》中，曾介绍报社的分工：《校风》吾校机关报也。使其内容仅为传达校事而设。社员供访事之役者，则其责任仅限于新闻真实，细巨无遗，采录迅速而已，他事无可负，亦不必负也。今则内容既非朝报之比，而组织又列于新闻杂志之类。聚及百之社员，分为部二：一司编辑，一司经理。

编辑与经理两部互相监视，是分工与制衡的关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孔、周两位“老总”合作很默契，很愉快，结下深厚友谊。《校风》报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两位老总经常合作共同发布启事。 

周恩来与孔繁霱都是南开中学的高材生，也都是学生社团活动骨干分子。据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与周恩来义结金兰的南开同学吴国桢回忆：1916年10月的一次学校演讲比赛，周恩来动员好友吴国桢、李福景一同报名参加，吴、李二人成绩较差，周恩来获得全校第五名，第四名则是孔繁霱。

1914年2月，刚入校半年的周恩来与几位同志者一起，在南开中学发起敬业乐群会，需要会所共日常办公用，于是恩来、常策欧等三位发起人一同找校长张伯苓请示。张校长听了汇报后，建议他们与上一年级的社团“三育竞进会”合并。同去的同学有人表示反对，作为新生，自然对与高年级同学社团合并有顾虑，怕失去独立性，或者不合自己创办宗旨。但是还是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常策欧去找“三育竞进会”发起人孔繁霱商议，想在 “三育竞进会”会所建新会。去的时候非常惴惴，但交涉的结果大出意料，孔繁霱不但表示赞成，而且主动解散旧会，带领成员参加新会，并把旧会资产全部捐献给新会，推周、常等人为会负责人，自己担任辅助工作。

周恩来在以“飞飞”署名与孤竹野人（即常策欧）合写的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成立小史（1914年10月《敬业》第一期）中满怀感激地写道：“孔君以新会既已告成，旧会亦无兴复之必要，正可藉此取消。所有旧会员借入书籍，可任其取去；至于‘三育会’公有书籍，自应捐入新会。孔君复列名新会，赞襄一切。然则，本会成立，孔君之力，为何如乎！”

新会成立后，在众人共同努力下，“敬业乐群会突起，与励学、青年鼎足为南开三大干会”。（出处同上） 周、孔二人也就此结下友谊，共同组织参与南开中学的学生社团工作。特别是后来《校风》的编辑出版工作，非常出色。周孔二人主政期间，《校风》报的质量达到历史顶峰。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

1917年，孔繁霱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格林奈尔学院读书。该校是美国文理学院中排名前20的精英学校。美国本科教育向来注重文理学院，研究生才重视哈佛、耶鲁这种综合大学。因为文理学院学生人数少，师生比高，属于精英教育，不像综合大学动辄数万人，一上大课都是几百人同堂，老师不认得学生，学生不熟悉老师。像格林奈尔学院至今规模仅1600人，其录取难度犹在常春藤盟校之上。而恩来也于本年毕业离校赴日本留学，两人亦有书信来往。

此后，周恩来、孔繁霱二人天各一方，走上不同道路。周恩来于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缔造者之一，百战艰难，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孔繁霱1920年从格林奈尔学院毕业，入美国名校芝加哥大学读研，并于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7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像大陆季羡林、台湾张贵永等史学泰斗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期间孔繁霱随学校外迁，到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共和国成立，孔繁霱拒绝赴台，选择留在北京，于1959年去世，享年65岁。至于后来周、孔二人是否还有交集，希望滕州文史界的朋友们收集资料，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