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兆琪

作为一只颇有年岁的老书虫，我觉得书真是个好东西，我得说，有书读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但我和书结缘已超四十年。还记得小时候——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刚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光景吧，那之前除了放牛、牧羊、打坷垃仗外，我们几乎没有别的课余生活可言。但是，自从我在外地求学的四堂兄（兆信）放寒假时，买了一些书和连环画带回家，就一下子改变了我们一众小兄弟的生活。现在依然能记起书名的尚有两种：《唐诗三百首》（繁体竖版）和《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些书都放在四哥的二哥（兆礼）家里，一放学我们就拐到二哥家，由他读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再背给他听，或者我们自己翻看几页，最后才恋恋不舍地各回各家。一来二去，我就迷上了课外书。

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把从舅家四表哥那里拿到的几套当红武侠小说，像《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一股脑看了个遍。有时候夜里热得不行，而故事情节又太过吸引人，自己不愿“且听下回分解”，于是就在堂屋水泥地上铺一张凉席，连枕头不要，仰面朝天躺下，右腿搭在左腿上，看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虽然时有蚊子光顾，也顾不得许多，巴掌响后换个姿势继续看下去。

随园先生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但老是借着读也不是办法，难以满足自己寻书看的强烈欲望，所以有点零花钱，我是基本都用在了买书上面。从小学时买连环画开始，到了中学买《飞鸟集》《园丁集》《暴风骤雨》等，然后高中时从牙缝中抠出了《故事新编》《欧也妮·葛朗台》《中学生阅读》等书或杂志，再到大学时买了《中国史稿》《西游记》《穆斯林的葬礼》等等，这一路走来，到后来参加工作时，刨去一些借出无返的之外，也得有一两百本之多。在那个生活普遍拮据的年代，买这些书无疑算得上一笔不菲的花销，其中除了父母的支持，自己不得不节俭的生活方式也是功不可没的。

工作后有了工资，尽管不高，但买书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需要成算了，所以会时常买些自己看中的书回来，后来也越买越杂——文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地理的、哲学的、艺术的、方志的，还有各种工具书和杂志等等，只要自己觉着喜欢，基本从不空手。远的不说，单就今年暑假里，没舍得外出旅游，却在书友群里购得了一套中华书局老版的《全唐诗》和线装的《全唐诗话》，花去我一千多书款。

连同老家的，我现有新旧八个书柜（橱），而且都挤得满满当当，保守估计数量应该超过3500册。为了纪念四堂兄和二堂兄当初给我们的阅读启蒙，我于2020年专门从孔网寻购了一本中华书局于1978年1版6印的《唐诗三百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9年1版6印（可惜没能淘到更早版本）的四本一套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至于读书的好处，或者说功用，古今中外的名人方家都有很多评论，我这里就不再班门弄斧，免得贻笑大方。但我觉得，书这东西好就好在，你读着读着，内心会自然涌出一种想动笔的冲动。高中时读过席慕蓉和汪国真后，就写了几句朦胧诗；大学时阅读视野豁然拓宽，也过目了一些社科、文史类的书籍，那时写的散文《春节和元宵》，还邮寄给了时在枣庄师专（现枣庄学院）读中文的堂兄兆铸，也曾得到他们教授的肯定。不过，那时也就仅限于写着高兴，基本没投过稿。从教后陆续写了些散文、诗歌、随笔、评论和小小说投稿，也有些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滕州日报》和《善国文化》等报刊或公众号上，还是蛮有收获的。

其实，读书真正的收获，是将我带进了学术的新天地。2008年开始，我先后编写了历史剧《非攻》、辑注了《古代田园诗类编》三卷、《滕县咏古诗集》和《微湖古咏》各一卷，并著有《励耕居诗存》《古滕岁时记》和《新疫复学日志》各一卷。去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对《滕县志》中的两篇古文《学田记》和《性善书院记》分别作了考订和校注；而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又对历代各版《滕县志》的序、跋、凡例作了整理和校对，取名《明清民国<滕县志>序跋凡例汇校》，而且在上个周末基本完成了二校的工作。这其中的辛苦和执著，没有写过书和没有做过考校工作的人，是难以体会的，然而我却自得其乐。

照滕州本地的话说，我已经五十挂零了，短暂的人生旅途已过大半，加之繁重的教学工作，我现在深感时间的拮据和宝贵，所以希望在人生的后半段，能够沉下心来多读些有益的书，多做些有益的事，给孩子们留下点可资借鉴的东西。话说到这里，令我甚感欣慰的是，从医的女儿其文字组织能力之强，颇令我惊讶！现在她正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进行着第四部网络小说的写作，目前已完成20余万字，据说挺得她的读者们的好评。

以上把自己的阅读启蒙以及三十余年的读书和写作经历，做一简单梳理，算作是一只老书虫的心路历程吧。当然，如能因此带给读者朋友们些许有益的启发，那也将是我读书生活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