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桑

2023年，由于编纂《滕州文物志》，面临的案头工作很多，思考的问题也非常繁多复杂，但有一个问题，不时地在脑海里呈现，思考良多，思缕万千，就是滕州百年考古历程。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2021年中国考古界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的概念”并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研究方向争相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百年考古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21年10月，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100周年，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指出：“100余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诞生百年的年轻学科，经历了不凡的发展历程。滕州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百年考古的重要部分，是大家庭成员之一。之所以这么讲，因为早在民国22年，公元1933年春，滕州(滕县)就经历了一次震惊海内外的考古发掘，那就是当时由中央研究院和山东古迹研究会对现滕州木石镇安上村的考古发掘。

1933年春，安上村村民陈士富弟兄在村北一堌堆偶尔掘得一座大墓，出土了青铜器鼎、盘、鬲、敦等礼器22件（有人说14件），引起了当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的关注并来滕州待了七日之多，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多次拜访了当时的乡贤黄以元先生。通过考证安上村的这批文物，初步认为是周代器物。同时王献唐先生还考察了安上村东十余里的羊庄镇曹王墓，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及画像石，画面“精美异常”。王献唐随后又去了滕国故城、薛国故城等历史遗址进行考察，并邀请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董作宾先生由临淄来滕州，到安上、滕国故城实地查勘。

同年10月，由山东古迹研究会报请民国山东省政府，决定对安上遗址和曹王墓进行考古发掘，王献唐先生因公务缠身，委派省立图书馆的编藏部主任牟祥农代表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董作宾及国立青岛（山大）刘仲熙教授带领国文系同学七人、技术员一人组成考古队，进驻考古工地。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等也参加考古发掘，这是在滕州境内开展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安上村遗址共开探坑（方）33个，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遗迹有残留木炭的柱洞、房基、灰坑以及春天被盗破坏出土青铜器的残墓，又清理出了陶鬲、豆、敦等，出土遗物比较丰富，陶石、蚌器和带钻灼痕的占卜龟甲等。陶器常见周代鬲、罐、豆等，石器有镞、凿、刀、带孔镰刀等；蚌器有带锯齿的镰刀；铜器有刀、镞等。还出土了鹿角和兽骨。年代多数属于周代。此外，遗址下层堆积内还发现了与城子崖龙山文化相同的磨光黑陶，这是继城子崖后在山东省又一次发掘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曹王墓群的发掘，共清理了12座汉墓，收获画像石27块，墓中出土了汉五铢钱、铁环等。曹王墓群的发掘被后来专家学者称之为是中国有史以第一次科学地清理汉代画像石墓的先例。发掘期间，还拆除了汉墓群旁边的三观庙门墙上的汉画像石，得到25块。从画像内容和石板构造看，系当地人拆取的汉代的祠堂画像石。期间，李济先生在滕拍摄的一张骑驴的照片，现在，只要有关李济先生的文章均有此幅照片，一张照片永远定格了中国早期考古人的艰辛与坚守，是百年考古的见证！石璋如先生在评价安上村和曹王墓群的发掘时说：由于山大师生参与“双方人员达十六人之多，可与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相媲美，同为考古发掘史上的盛世”。

当年《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申报》争相报道。非常遗憾的是，滕县境内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被运往济南山东图书馆保存，发掘记录材料则先运至长沙，后保存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九龙仓库，香港沦陷时，被战火付之一炬。董作宾先生悲伤地说：“滕县发掘工作，是一幕考古学上之悲剧的史实。”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国文系参与中研院滕县安上村遗址发掘的9位师生笔记与收获，发表于山东大学《励学》杂志1934年创刊号，是留世唯一的安上村发掘考古文字资料。虽然这次发掘和考古调查的资料未能刊行于世，只留下少数考古笔记，但从此拉开了滕州地区近百年考古的序幕，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一些线索和经验，尤其是中国考古前辈们对滕州史前文化、商周时期古城古国、汉画像石等诸多方面的关注，直到今天仍是滕州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让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继续探寻滕州百年考古历程。

1952年，滕县发现了岗上遗址，1953年春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献唐先生调查了岗上遗址，获得彩陶4片，系壶、钵口沿，上绘几何纹条带，其中彩陶4片被中国考古界称为“山东地区第一次发现彩陶片”，该彩陶片发现之前，考古界一致认为只有中原及西部为彩陶文化分布区，山东等地的东方地区则属黑陶文化分布区。山东滕州也发现了彩陶，因此，“颇具有客观价值”。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敦愿先生于1957年1-2月来到滕县，对岗上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发现了红陶鼎、钵、器盖、骨器、牙器等。1959年春末，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联合试掘了岗上遗址。开探沟1条，探方1个，发掘面积30平方米，发现墓葬8座，灰坑1个，出土遗物百余件，陶器分红陶、灰陶、黑陶，种类有鼎、背壶、镂孔豆、鬶、钵、单耳杯等，石器可见斧、铲（钺）、锛、镞、锺等。同时又发现两片彩陶。发掘者认为该遗存不属于仰韶文化，仍属于山东的龙山文化，但就陶器的质地、颜色、形状和种类而言与龙山文化类型有区别，年代上也早。后来随着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确认，遂把岗上遗址归入该文化内，岗上遗址正式纳入了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单位整理了滕县历年来考古调查的材料，又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25处。

1957年春，为配合滕州十字河疏浚工程，山东省文管处对柴胡店汉墓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66座、墓地可分4组，墓室均用石板筑成，分单、双、三棺（椁）室3种，结构有横堂式、叠涩式，出土了陶鼎、罐、盘、楼、灶、井等大量文物，时代为西汉后期到东汉晚期。同年，滕县井亭煤矿发现商代墓葬7座，出土文物60余件。

1959年山东省博物馆发掘了滕县柴胡店黄庄商代墓葬，但材料没有发表。

196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勘察了薛国故城和滕国故城。首次实测了两座故城并绘制了平面图。薛国故城周长为10615米；滕国故城周长为2795米。均呈不规则长方形。

薛国故城出土西周、东周的陶鬲、豆、罐等，在城址中部皇殿岗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铁器和铁矿石、铁铲陶模有“山阳二”铭文。据出土的文物和文献记载该夯土城墙为战国齐田文所筑，秦汉为薛县治。

滕国故城东南有文公台，土台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近3千平方米，高6-7米，断崖有西周文化层，城内多出土东周遗物，据此，该古城为两周时期的滕都城。

196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在滕县境内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北辛等古代遗址86处。

1966年在木石发现西周杞国铜鼎1件，上有“杞伯每匕作邾曹宝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铭文。

1973年冬，在官桥狄庄薛城遗址东城墙内，出土铜簋4件，两件器底部阴刻铭文，一件为“薛子中安乍旅簠，其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另件为“走马薛中自作其簠，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属春秋早中期。同年通过普查，在滕州发现商代遗址11处，西周65处，东周37处。

1978年秋和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与滕县博物馆联合对北辛遗址进行两次发掘，清理面积2583平方米，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共三层，出土了石器、陶器、骨器、蚌器达338件，磨制石器有铲、刀、镰、磨盘、磨棒、斧等。经c14测定，其早期距今7345年＋（－）215年，晚期距今6300年＋（－）200年，延续1000余年。依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参照其他遗址的材料，提出了北辛文化的命名，得到认可，并指出大汶口文化源自北辛文化。

1978年秋冬，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对薛国故城又进行了勘查，明确了故城的范围，形制、城墙、壕沟以及城内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的布局情况。薛国故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最长约3.3公里，南北最宽处2.3公里，面积7.36平方公里，城墙总长度10610米，比1964年的调查少五米。城墙最高8米，最宽40米，城壕距城墙30米左右，宽25-30米，深4-5米。经钻探有12个城门，即每面3个城门，居住区7处，主要分布在城内的东南部和北部。夯土面积8万平方米。手工作坊区共3处，两处为汉代的冶铁遗址，1处为周代的制陶手工业作坊。墓地共四处。

1980年滕县后荆沟出土的西周时期簋，口径23.2厘米，通高26厘米，腹有对称的兽形附耳，通体为蟠螭纹，窃曲纹，瓦纹，器底有铭文12行151字，“唯九月初吉戊申……永宝用享”。记载作器者不期随白氏征严允，立功受奖之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器是鲁南地区迄今发现铭文最多的夏商周铜器。

1981年、1985年和1987年三次发掘了官桥镇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在村北清理出商代晚期大、中型墓葬5座，小型墓葬20余座。大中型墓葬南北、东西纵横排列有序。有较规整的布局，是一处方国的贵族墓地。大型的有“甲”字和“中”字形墓道，随葬品有青铜礼器、车马器、玉器、釉陶、原始瓷器、陶器，并有殉人，殉牲等。

1982年，滕县博物馆在滕国故城西北部庄里西遗址清理1座西周滕侯残墓，墓具为1椁、1棺，随葬残存铜鼎2、簋1、鬲2、壶1、原始青瓷罐1、玉玦1、夔龙纹璜4、佩2件。铜鼎铭文为“滕侯乍宝尊彝”，簋铭文为“滕侯乍滕公宝尊彝”二件重器，纹饰清晰精美，具有西周早期特征。同年，滕县荆河南岸还出土了“滕侯昊之造戈”；洪绪出土了“滕侯昊之敦”，庄里西等地还出土带铭文滕国青铜器，有滕皇编钟4件、“父已爵”“父辛卣”“滕侯伯戈”等。

1991年——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考古队先后5次对官桥前掌大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均集中在村南，共清理墓葬60座，车马坑5座，殉马坑3个，出土大量的青铜器、玉器、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数千件，铜容器多有“史”“史辛”字铭文。1994年的发掘还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稍有遗憾的是文物留在滕州较少，都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运往北京。同时1992年-1994年薛国故城也进行三次钻探和发掘，1992年的发掘是在东城墙的北段，表明大城圈和壕沟是战国田氏父子所为无误。后两次的发掘主要在东南部的小城即春秋薛城。钻探试掘表明，小城始建于西周中晚期，废于春秋晚期。

1996年滕州市博物馆在张汪夏楼村清理了一座西晋时期的画像石墓，墓室南北长5.57米，东西宽5.44米，分前室、后室、双耳室三部分，用石板叠筑而成。该墓早年被盗，残存多子盒、盘、灯、奁、熏炉，男侍俑、女侍俑、石羊、包金圆形饰品等。其中男待俑上有“元康九年”等纪年（299年）铭文。出土画像石6块，该墓的发掘对山东地区画像石的分期、断代研究乃至魏晋时期的墓葬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1998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官桥镇封山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建设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古发掘，清理墓葬110多座，出土各类文物300多件。同年，还在西公桥遗址、东郑庄墓地和东沙河街道东小宫墓地进行发掘。

1999年，滕州市博物馆在姜屯庄里西清理汉代墓葬33座，分石椁、木椁和空心砖墓4类，以石椁墓最多。墓葬保存较好，随葬品物组合完整。为配合京福高速路建设，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滕州龙阳镇顾庙、官桥镇郑庄、西公桥、西康留、东康留村村东薛河南岸等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西周至战国、两汉墓葬149座，出土各类文物850多件，元明墓葬22座。

200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东沙河街道东小宫共清理汉墓320余座，形制有竖穴单室或多室石椁，斜坡墓道石椁墓等，出土文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多放在头厢、边厢、壁龛内。画像石雕刻内容非常丰富。内容有穿壁、树木、宫阙、拜谒、舞乐、车马出行等。

2008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滕州汉画像石馆对大坞镇染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各类文物549件。该墓葬坐西南向东北，墓穴呈长方形，东西6.2米，南北12.3米，深达8米，由5个墓室、左右侧室及前室和长墓道构成，是汉代皇室贵族大型多室墓葬形制，也是西汉中期由崖墓向多室墓过渡的一种墓葬形式。出土汉画像石13块。该墓具有崖墓和多室墓的综合特点，而且墓壁雕刻画和汉画像石同时出现在一个墓穴里，全国罕见，山东省及鲁南地区首次发现。

2014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所与滕州汉画像石馆联合对官桥南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墓葬100余座，墓制形制多样，有石椁墓、石室墓、瓮棺墓、土坑墓。其中汉画像石墓30余座，汉画像石构件150方，出土汉代铜镜、铜印、釉陶、灰陶、玉器300余件（套），同时，还发现了少量北辛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具有明显北辛文化早期特征的陶片，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和保护价值。

2017年，山东省考古研究院、滕州市文物局联合对官桥大韩村东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地地处薛河与小魏河之间，地势较为平坦，墓地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70米，面积约7000平方米，至2019年分三期对墓地进行了全面揭露，共发掘东周时期墓葬198座，墓地包括战国末期小型墓葬150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大中型墓葬48座，出土陶器、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铅器、漆木器、金器等文物4000余件。大韩墓地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末期，从层位关系、墓葬规模、葬俗随葬品等诸多方面看，明显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两种不同性质的墓地，即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大中型贵族墓地，战国末期的小型平民墓地。

2018-2019年为配合枣菏高速公路建设，山东文物考古研究院、滕州文物局联合对界河镇西孟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小型围墙聚落，随后进行了扩大发掘，历时一年将此聚落完整揭露出来。以贯穿遗址东西的高速路边沟为界，以北为2018年发掘区，以南为2019年发掘区。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除了少量战国时期和汉代墓葬、发掘的主要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发现的遗迹有围墙、环沟、灰坑、窑址及大量的柱洞，分布、组合较有规律，组成单元，形成围墙、聚落。龙山文化发现近百年，在建立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基础上探讨龙山文化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西孟庄遗址发现的是目前唯一被完整揭露的龙山文化聚落全貌和演变过程；提供了探讨龙山文化聚落性质和功能的线索；首次发现龙山文化聚落政治军事性分化实例；增进了对史前围墙建筑结构的认识。

为配合岗上遗址保护规划编制，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滕州文物局联合对岗上遗址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总勘探面积近170万平方米。勘探结果显示岗上遗址平面不甚规则。东西跨度约1500米，南北最宽处约1000米，总面积为80万平方米，遗址面积之大，堆积之丰富远远超越了之前的认识。2020年度对岗上遗址分南北两个区域进行主动性发掘，北部居址区和南部墓葬区。居址区已揭露面积约650平米，墓葬区已发掘面积约300平米，清理完整墓葬10座。根据墓葬大小、有无葬具、随葬品数量等，可大体分为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小型墓葬三类。岗上遗址考古新发现丰富了鲁中南地区乃至整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阶段特大型聚落内涵的认识，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20年，滕州母祖山汉代采石遗址逐步进入中国考古界的视野，该遗址是笔者于2001编纂旅游自助游丛书《走进墨子故里》到滕州每个乡镇拍摄收集旅游资源时，在柴胡店老君院村西拍宋代石刻观音阁时，偶然发现一些石渣下面、断崖边缘有一些人类开凿和刻划的痕迹。历经20余年，到2020年11月召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院、滕州市文物局组成的全国考古界的专家组对滕州母祖山汉代采石场遗址进行专家论证会，并同期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其为规模之大、开采时间之长、保存之完整、全国唯一，世界罕见的一处汉代采石场遗址，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此遗址的发现不单纯是对中华文明的一项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2022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编纂一部全面反映滕州文物事业状况的重要志书，并决定由市政协牵头组织编写。为此，市政协成立了《滕州文物志》编纂委员会，及时召开编纂工作会议，并聘请市人大、市政协、市文旅局、市文物局等方面退下来的老同志及相关专业人员具体从事编纂工作。本着系统全面、尊重历史、去伪存真、权威性、可读性、史料性并重的原则，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古籍、书报杂志，走访了众多的知情人、见证人，历经编写初撰志稿、审查志稿、纂审修改、验收付印等工作阶段，今年终成《滕州文物志》第一卷。本卷分为文物大事记、不可移动文物和重要古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等篇章，共计70余万字，数百幅照片图解，系统全面，图文并茂，资料详实，全面展示滕州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辉煌成就。

滕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前掌大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将滕州的历史推至万年以前。八千年前后的黄安遗址是后李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存。以官桥镇北辛遗址考古发现命名的北辛文化代表了山东7500-63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岗上、西康留遗址发现的城址、高规格墓葬和礼器，表明这里是山东古代文化中心之一，率先步入文明时代。龙山文化时期，在庄里西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是该区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夏商时期，前掌大遗址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地，说明商代晚期区域有封国存在。两周时期该区域更是方国林立，是滕、薛、郳三国封地所在。战国晚期，该地属齐，孟尝君封薛，留下了薛国故城和孟尝君墓等重要遗存。秦灭齐后，在该地置滕县、薛县。两汉时期，该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大量的墓葬及画像石反映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母祖山采石场为代表的汉代采石场遗址，为滕州市数量众多的石构墓材料，找到了生产源头。同时也为汉代石料开采业特别是采石技术的研究，为汉代采石手工业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至隋代，该地多有易名，保留了灵邱、昌虑、欢城、戚城和湖陵等城邑，因此该地有“三国五邑”之称。唐代滕县属河南道徐州，元和年间，县城东移二里筑新城（今滕州城的旧城区）。因此滕州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汉代以降，滕州社会、经济、文化在融入中国历史文化大潮的同时，也保留思想开放、兼容并蓄、名人辈出的深厚文化底蕴。

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文物事业全面发展并取得历史性成就。西孟庄龙山文化聚落成功入选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大韩东周墓地、西孟庄龙山文化聚落顺利入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岗上遗址成功晋升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鲁中南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中心圆满落户滕州，母祖山汉代采石场遗址新发现全国首个大型汉代采石场遗址得到国内专家一致认可。实施完成龙泉广场区域升级改造，加速推进墨子文化城建设。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全市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装监控设备。滕州博物馆和汉画像石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王学仲艺术馆、墨子纪念馆、鲁班纪念馆、墨砚馆获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成为全国拥有一二级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县级市。“乡村文物保护利用进村居”试点工作在全省率先开展、稳步推进。始终坚持两翼驱动，齐头并进，田野考古重大成果层出不穷，博物馆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文物是不能再生的人类财富，是中国百万年人类发展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见证。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奋发有为的担当，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进一步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明、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为建设“中华善城、现代滕州”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