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风

当光阴的脚步叩响了春天那扇栊门；当窗棂上的月痕，由盈盈的圆，渐次瘦成一抹温润的玉钩时，我知道，又一个农历的年，像一位走了长长山路的、风尘仆仆的故人，就要撩开冬末的寒烟，立在你的门槛外了。我的思绪被那股熟悉而又渺远的年味儿牵着，跌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老家去。那时节，我七八岁，天地初开，万物都带着新生的、茸茸的亮光。年，是祖辈传下的一本毛边纸的老黄历，每一页都浸着烟火，印着指纹，翻动起来，簌簌的，尽是故事。

我的老家在鲁南的平原上，一入腊月，年的气氛，便一阵一阵、一团一团，从四面八方裹上来。解放了，日子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着蓬松起来。进了腊月，家里的石磨便哼起了悠长的歌。磨道里，毛驴蒙着眼，一圈一圈地走，雪白的面粉，从磨缝里瀑布般泻下，散着新麦的、近乎甜腥的香气。而真正的高潮，总在母亲蒸年糕与馒头的时候。灶膛里的火，烧得呼呼的，把母亲系着围裙的身影，巨大而庄严地投射在土坯墙上。我像一只守着鱼干的猫，紧紧盯着那团变幻莫测的云雾，那香气，是红枣的蜜甜嵌进了黍米的糯香，是面粉最本质的、敦厚的甘美。母亲用筷子从笼屉里扎起一小块颤巍巍、金灿灿的年糕，塞到我的嘴里头。“慢着点，馋猫！”甜糯的团子撞开牙关，直落到胃里，暖意轰然炸开。那一刻，在幼小的心灵版图上，“年”，便有了第一个确切而温暖的坐标。

腊八节一到，空气里便多了些肃穆的意味。老人们拄着笤帚，开始“扫屋”了。这不是寻常的洒扫，而是一场郑重的仪式。笤帚要绑在长长的竹竿上，戴着旧头巾，将屋梁上、墙角里积攒了一年的尘网，一丝不苟地扫下来。灰尘在从门缝窗隙射入的光柱里，纷乱地舞蹈。老人们说，那是“穷气”“晦气”，扫出去，好运才能进来。巷子里，有古老的童谣在寒气中飘荡：“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声音还未落，不知谁家院里果真传来肥猪高亢而短促的嘶鸣，那热闹，几乎要把冻僵的村庄屋顶给掀了去。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了。夜晚，母亲在灶台前摆上一小碟黏牙的麦芽糖，几只干瘪的果子，点燃三炷细香。昏黄的灯下，她的侧影显得异常柔和。她对着墙上那张被烟熏火燎得面目模糊的灶王像，嘴里低声地、反复地念叨：“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那声音轻得像叹息，又重得像承诺。香烟袅袅，带着麦芽糖甜腻的暖香，盘旋着升向漆黑的屋顶，仿佛真有一条无形的路，通往繁星之上的天庭。那一刻，连我这个顽童，也屏住了呼吸，觉得这低矮的灶屋，连通着一个浩瀚而慈悲的世界。

送节礼的日子，是嫁出去的姐姐们归巢的时节。我家有三个姐姐，像三只候鸟，总在腊月二十前后，飞回这座老院子来。大姐夫挑着一担雪白的豆腐；二姐夫腼腆地提着一刀肥瘦相间的猪肉；三姐夫最实在，竟从自家鸡窝里直接逮了两只芦花鸡，翅膀用草绳缚着，咯咯地挣扎。进了屋，姐夫们恭恭敬敬地给父亲磕头，然后便坐在小板凳上，接过父亲递来的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地抽着，开始“拉拉一年的光景”。收成、雨水、牲口、村里的新闻……话语像灶膛里的火，不旺，却持续地散发着暖意。而姐姐们，围在母亲身边，洗菜、切肉、拉风箱，厨房里叮叮当当，笑语喧哗。这顿饭，或许没有山珍海味，但那种被血缘与温情层层包裹的富足，是任何佳肴都无法比拟的。

腊月二十五六，父亲要带我去临城镇赶年集。父亲挎着一只荆条篮子，我牵着他的衣角，跟在身后，在人的河流里慢慢地航行。父亲在肉案前停下，伸出粗黑的手指，戳戳这块，按按那块，与满脸油光的屠户讨价还价；在鱼摊前，他看着木盆里银色鳞片的反光，仔细挑选着最鲜活的那一条。最后，我们会在卖点心的铺子前驻足。那些桃酥、蜜三刀、江米条，躺在巨大的玻璃罐子里，散发着诱人的、奢侈的甜香。父亲会称上小心包好的两包，那是祭祖和待客的珍品。回家的路上，父亲的篮子沉甸甸的，我的心里也装得满满当当，那是关于丰盛、最初的认知。

最风雅的准备工作，是写春联。腊月二十七八的晚上，父亲会派我去请同族的秀才堂哥王新亭。堂哥是村里唯一能把毛笔字写得横平竖直的人，他戴着断了腿用线缠着的眼镜，颇有几分旧式文人的清癯。他来了，我们便隆重地搬出唯一的八仙桌，父亲早已将一方粗石砚台磨好，浓黑的墨汁像一汪深潭。堂哥挽起袖子，屏息凝神，笔尖饱蘸墨汁，然后稳稳落下。堂屋的正联，总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横批“和气生财”。墨迹未干，那乌黑发亮的字，衬着大红的纸，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喜庆。接着是“吉星高照”“出门见喜”“身体健康”“槽头兴旺”……最后，是一沓方方正正的“福”字。这些字，仿佛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浓缩的吉祥与祝愿，直接写进了这家人的心里。

除夕，终于在一片澄澈的、清冽的寒气中降临。午后，父亲在院子中央用竹竿挑起一挂长长的鞭炮。他吸一口旱烟，将烟锅里的火烬，颤巍巍地凑近捻子。“便是“噼里啪啦——砰！啪！”爆炸声，空气里弥漫开浓郁的火药香，那香味，就是年的魂魄。在鞭炮的余音和硝烟里，我们开始贴春联。熬好的浆糊还烫手，我用小笤帚疙瘩仔细地刷在门框上，父亲则负责贴上、抚平。当最后一张“福”字，端端正正地倒贴在堂屋的粮食缸上时，暮色也恰到好处地合拢了。点亮油灯，那崭新的、红艳艳的春联和福字，在昏黄的光晕里，仿佛自己会发光，照亮了每一张仰起的、洋溢着希冀的脸。年的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极致，浓得化不开了。

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是一年劳作与祈愿的终极结晶。饺子是绝对的主角，馅儿是奢侈的纯肉，肥瘦相间，母亲会在里面悄悄地包入一枚被擦得锃亮的二分硬币。我们围着炕桌坐定，灯光摇曳，每个人的眼睛都紧盯着自己碗里那些白胖的“元宝”。谁若是吃到了，便会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仿佛中了状元，那枚小小的硬币，瞬间被赋予了神谕般的魔力，预示着未来三百六十五天的通畅与光明。

年夜饭后是“守岁”。火盆里埋着红薯和花生，散发出暖烘烘的、焦香的诱惑。不知何时，远远近近响起鸡鸣，天，终于蒙蒙亮了。新的一年，便在这清冽的晨光与弥漫的爆竹余味中，真切地到来了。父亲和母亲早早起身，换上了只有年节才上身的新浆洗过的衣裳。母亲走到我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折叠整齐的红纸包，塞到我的枕头底下，又用手按了按，眼里是慈祥的、洞悉一切的笑意。“压岁钱，压住邪祟，平平安安。”她低声说。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是两张崭新的、泛着青灰色光泽的一元纸币。在我的世界里，那便是一笔巨大的、令人眩晕的财富，是我一年辛苦“做小孩”的最隆重的丰收。

吃罢寓意“更新交子”的饺子，拜年的大潮便开始了。父亲与伯父、叔父们，我们这些小字辈则跟在父辈身后，浩浩荡荡，按照亲疏长幼的顺序，去给族里的长辈们磕头。村庄苏醒了，每条巷子都流动着身穿新衣、拱手作揖的人群。“过年好！”“给您拜年了！”问候声此起彼伏，在寒冷的空气里碰撞出热乎乎的波纹。平日里或许有些龃龉的乡邻，此刻相逢，脸上也堆满了程式化的、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珍贵的笑容。整个村庄，仿佛一锅在除夕夜里慢慢煨着的温水，此刻被拜年的脚步与欢笑彻底搅沸了，翻滚着，蒸腾着，沉浸在一种集体性的、微醺般的喜庆里。

如今，几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年的形式，早已繁华远胜往昔，那些仪式，却大多成了记忆里褪色的画片。可每当岁末的寒风吹起，我仿佛又能听见腊月里那湿漉漉的风声，闻到蒸年糕时那扑鼻的甜香，看见母亲在灶神前低语的侧影，那是一种将朴素生活升华成仪式的力量，它让最寻常的日子也有了光，让最卑微的愿望也有了温暖的形状。它是我生命之初，收到的最厚重的一笔压岁钱，足以抚慰往后所有平淡的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