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井泉

时光易逝，滕县北岭会战转瞬50年了，我打开记忆的阀门，努力过滤那些曾经的影像，有的尚且清晰，有的已经模糊，只能截取几个片断付诸笔端。

记得1976年元旦刚过，滕县北岭大会战动员令就已下达，各公社积极响应，紧锣密鼓地部署，口号是“春节革命化，初一上工地。当时生产队的壮劳力都去了韩庄运河工地，县级工程洪山口会战人员还没撤回，我们邓寨大队按任务需派八名民工，四个生产队每队选了两个青壮年，算是瘸子里头拔将军。当时大队的干部思想比较保守，没派女青年（别的大队多数有女青年），认为女子不能出大力，男女混杂也不好管理，其实他们忽视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最高指示，忽略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民间信条。按照上级指令，初一开始行动，生产队抽出两辆排车，去场里装满麦穰（铺地铺用），加上镐锨、马灯（加班照明用）、水桶饭盆之类。民工个人备齐被褥（多数有被无褥），饭盆茶缸（有的饭茶具合一），换洗衣服（多数没有），由我（团支部书记）带队，年初二就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人，奔赴北岭大会战工地。

从张汪到龙阳，我们分两组拉着满载货物的地排车，由滕县的最南部向滕县的最北部开进。一大早出发，晌午才到滕县火车站歇下来，匆匆用罢午饭，然后顺新兴路直奔龙阳。乡下人乍进城市，街道两旁林立的店铺、多彩的招牌，大伙看得眼花缭乱，但未敢停下前进的脚步。

太阳落山，终于到达会战工地——龙阳公社堌堆石村。我们邓寨管区整个连部就设在这个庄上，民兵排都被分散住在农户家中，我们八个人被分到姓潘的一家居住。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小院，三间堂屋两间东屋皆是茅草房，屋墙院墙都是石头垒的墙。好像男主人也是参加河工去了，家里只有一个青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七八个月的孩子，热情地招呼我们进院。我们被安置在东屋，大家慌忙卸下车上的麦草铺地铺，取出五颜六色的被子铺好，南北一长溜八个人刚好挤开。跑了一天路，大伙又困又乏，转眼便进入梦乡。

第二天，紧急的哨音转过大街小巷，穿过门缝窗棂，灌进我们沉睡的耳膜。大家慌忙起床，打着哈欠，洗刷完毕，去工地参加大会战誓师大会。从村里去施工地点，要走老长一段路。进入会场，东望是碧波浩渺的马河水库，北望有高峻连绵的龙山山脉，环顾四周都是高低起伏的沙丘土岭。会场就是点将台，有连部领导上台宣布战斗任务；会场就是打擂台，由各排上台纷纷表决心。“顶北风，战严寒，大干苦干四十天，定教荒岭变良田！”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山谷中回响，在水库里激荡。接着各排领工各就各位，一场战天斗地的大会战开始了。放眼一望无际的工地，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标语牌满山遍野。民工们镐落锨舞，车轮飞转，一派龙腾虎跃热火朝天的战山河场面。

北岭会战的地方原来都是沙土岭，那些裸露的卧牛石，剖面很像花生饼。这些大沙石经过千年万年的风化，变成大小沙粒，再变成细沙土。沙土地贫瘠，没有水浇条件，每年种一茬花生、地瓜，或绿豆、豇豆等小杂粮，只能是“小碗吃饭——靠添（天）”。按照会战施工要求，就是将丘岭削高填洼，把原来零零散散的小地块整成大面积的大寨田。

我们在划定的区域立即投入战斗，用镐刨，用锨剜，敛土装车，然后倒进洼塌沟壑。怪不得说“冻闲人，饿懒人”，虽说是冬季，一活动就热，于是大伙脱掉棉袄只穿单褂，有的光着膀子干，不停地刨土，不停地装车，车推起来一溜小跑。每天有施工员量土方计进度，经常有领导视察督阵。后来连部又提出了新的口号：“早上5点半，地里一顿饭；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干。”那时的人确实能吃苦，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而且是高强度的劳动，竟没有人累趴下。每个人的手上先是血泡，后是老茧，加上天气干燥，手脚冻得皴裂，抡镐一刨，虎口震得渗血。但那个年代的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再苦再累也习惯了。

晚上收工，大伙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坐在地铺上脱掉鞋袜，满屋弥漫开来的臭味钻鼻子熏脑子，大家先磕掉鞋里的沙粒，再使劲抠出脚汗和土混合沤成的臭泥，还不忘在鼻子上闻一闻再丢开。石头墙透风，小屋如冰窖，睡觉时钻进家里腾出来的薄被，再把棉袄棉裤搭在上面，有的索性把被头用带子扎上以免进风。睡前无聊，兄弟爷们相互侃几句凉腔，撂几个半斤，拉几个荤呱，大家嘻嘻哈哈一阵子，算是精神文化生活吧。不一会，累神战胜冻神，大伙昏昏睡去，接着满屋响起笙管笛箫共鸣的呼噜声。

北岭会战期间的伙食，早饭是两个白面卷子，中饭和晚饭是玉米面的卷子，每顿各一斤，按说不算少，但饭量大的只够多半饱。那时人们体力消耗大，肚里没油水，普遍能吃。白面卷子，大伙多数攒几个挂在墙上或悬在梁上，有请假回村的捎回家或工程完了带回家，给家中老的小的改善生活。至于菜，早上是辣疙瘩咸菜条，中下午不是熬白菜，就是烀萝卜，或者炖冬瓜，菜里偶尔有几个肥肉丁。在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无论出多大力，能吃上饱饭就很知足了。

大会战组织机构实行的是军事编制，县里设团指挥部，公社设营部，管区设连部，大队设排，小队设班，民工都以民兵称，武器都是镐锨上。北岭会战，我初次带队称排长，算是“草鸡头上的肉——小冠（官）”。当排长最辛苦，要走在前干在先，每天早起听见哨音响，我第一个起床，把队旗彩旗、劳动工具装到排车上，再喊这个叫那个催促起床。吃罢早饭，第一个拉排车先走；到达工地，第一个抡镐锨先干。后来，我被连部调去搞宣传，就是每周出两期宣传栏，宣传好人好事，公布工程进度，要用毛笔抄内容，用广告色写题头画插图，连部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特长，就抽去帮忙。但是我带的排却群龙无首，更主要的是人走分的土方没减少，这七个人就有了意见，活拖着不干完。这事不怪他们，首先怨连部，应该想到这一点；其次怨我憨，不好意思提。后来让一退伍军人叶叔去连部交涉，才减少了施工土方。我在连部写写画画倒也轻松，只是心里仍想着施工任务，闯空还是跑去工地，和大家同甘共苦地干。

北岭会战，个半月的工程，终于在苦干加班干中提前10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整地任务。放眼龙山之阳、马河之畔，那些高低不平的大小丘岭被削平了，成条成块的大寨田整好了，只待当地石工砌坡垒堰了。

北岭会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轰山炸石的炮声，仍回响在耳畔；那火热的劳动场景，仍萦绕在眼前；那一块出工的伙伴，仍浮现在脑海；回想起大会战的日日夜夜，仍然感慨万端。作为个人，确实经受了劳动的磨炼，体会到了带工的不易，也更加感受到集体力量的强大，感受到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感受到那个时代战天斗地的精神，感受到大会战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