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永光

古代扬州滨江、临海、大运河穿城而过，“隔海城通舶，连河市响楼”的优越位置和繁华景象，使其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据记载，唐代扬州城里，不仅有日本人、新罗人、高丽人，还有婆罗门人、大食国人、占婆国人等，是古代中国与日本、新罗、西亚、北非及欧洲等文化、经济交往交流的国际城市。    

一

榴花盛开的五月，在扬州居住了十日，寻访了三个有关中外交往的纪念馆。扬州有一条著名历史街区东关街，街的东大门前是老运河，河边有一座气派的古色古香的“东关古渡”牌坊，牌坊对面耸立着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的骑马青铜雕像，他身着元代官服，高高坐在马上，左手轻揽缰绳，右手持一书卷，两眼惊奇地看着前方，据考证，东大门是当年马可·波罗骑马进扬州城的入口。雕像北面约100米处，一座青砖黛瓦的房子是马可·波罗纪念馆，2010年经中国外交部同意、国家文物局批准兴建。走进馆内了解到，他在扬州留下深深的脚印。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带着罗马教廷给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的复信，离开故乡威尼斯，踏上东行之路，经阿克拉堡、亚美尼亚、波斯、阿富汗、土耳其等地，历时四年，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境内），拜见了忽必烈，呈上教皇的亲笔信。马可·波罗聪明好学，很快熟悉了蒙古语和朝廷礼仪，忽必烈十分赏识，把他带回了元朝京城元大都（今北京市区）。此后，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一生的黄金时光留在华夏大地，曾几次受朝廷命巡游国内各地，游历了西安、杭州、泰州、扬州、福州、昆明等五十七座城市，足迹遍布中国名山大川，考察了各地的地理、物产、风俗、人情及琐闻轶事，切身体验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繁盛和文化昌明，成为古代世界著名旅行家。

尤其令我印象深的是，据纪念馆图片资料：1282年到1284年马可·波罗曾受忽必烈的委派，在扬州为官三年，任扬州路总督府总督。元代朝廷在扬州设驻江淮行省，统辖两淮、两浙（今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及江西一部分），行省下设淮东道宣慰司，辖扬州路、淮安路及高邮府，扬州路总督府管辖镇、滁、通、泰、崇明五洲；元代定万户以上者为上路，扬州路是地域大、人口多的上路，在全国上路中排第四位，时人口249000户，147万多人。元朝对大运河裁弯取直后，使南北漕运更加顺畅便捷，扬州既是两淮盐业生产、流通中心，也成为南北物资集散中心，特别是元代政府军需用品生产中心，当时驻守扬州的军队众多，如今，扬州许多街巷名称，都留有驻军历史的印记，比如因驻军养马及军工经济而得名的“马草巷”“洗马桥”；以买卖马匹得名的“马市口”，因售卖马鞍和皮货得名的“皮市街”；因制造弓箭得名的“南失巷”“北失巷”等。《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本书所言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据元代官制，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行纪》所说的三年，正合当时元朝官员三年一任制度。

1292年夏，马可·波罗利用护送蒙古姑娘远嫁到波斯的机会，与父亲和叔叔从泉州港口乘船，经滨丹岛、霍尔姆斯、伊斯坦布尔等，历时三年，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威尼斯。1298年9月7日，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爆发了激烈海战，马可·波罗将自己的商船改造成军舰，参加了海战，战败后被俘入狱，坐牢期间，他向同狱的作家鲁斯蒂谦讲述了一生中难忘的东方游历，鲁斯蒂谦将故事记录下来，成书《马可·波罗行纪》。书中鲜活地记载了在扬州等地行迹，如，写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游历宝应：“其货币为纸币，恃工商为活，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游历泰州：“城不甚大，然百物皆丰。制盐甚多，盖其地有最良之盐池也”；游历杭州：“骑行三日，经行一美丽地域……城中有一大湖，周围广有三十哩，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以上所见所闻的描述，与当地历史记载十分吻合，《行纪》由此，给中世纪封闭的欧洲大陆带来清新的令人陶醉的东方之风。

《马可·波罗行纪》出版后，在当时欧洲引起极大轰动，人们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评价：“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此后，激发起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强烈好奇和神往，探险家哥伦布读了这部《行纪》，促使他的东方探险之行，却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也影响着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及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等先后来到中国及扬州，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拓展了海上、陆地丝绸之路。

二

扬州城区西北郊的蜀冈，现为大运河文化旅游度假区，森林茂盛，河流清澈，景色秀美，中心地带的观音山东侧，有一处唐城遗址，高高的青砖城墙内，坐落一座双檐黛瓦、斗拱立柱的唐代风格建筑，这即是崔致远纪念馆，2007年10月，中韩建交15周年之际，经中国外交部批准成立的第一个外国名人纪念馆。进来馆的大厅，迎面是一座崔致远着唐代官服的汉白玉坐像，坐像后是一面墙的扬州胜迹图。崔致远（857年-约924年），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沙梁部人，11岁奉父命渡海入唐求学，乾符元年春，经过“人百之，己千之”勤奋努力，18岁考中宾贡进士，20岁步入仕途，被调授江南西道宣州溧水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23岁县尉任满，正值黄巢起义军动荡，难以赴长安应试候调，经同榜进士顾云举荐，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任职，结缘扬州。崔致远的才华得到高骈赏识，被委以书记之任，“表状文翰，皆出其手”，受命撰写了《檄黄巢书》，一时天下传诵；唐朝廷授予其承务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之衔。

崔致远在扬州的四年，是一生中文学创作最辉煌阶段，自称“桂苑行人”，是第二故乡。这期间，创作了大量汉诗文，诗赋溢箱，曾以“桂苑繁华、扬都壮丽”来赞美扬州；《谢新茶状》曰：“伏以蜀冈养秀，隋苑腾芳，始兴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明确记载了新茶产自扬州蜀冈；扬州的樱桃很少被人关注，他写过一篇《谢樱桃状》，述说扬州在唐代盛产樱桃。传世著作《桂苑笔耕集》主要完成于扬州，共二十卷，有汉文三百一十篇，汉诗六十首，文字精美，内容丰富，汉文化功底深厚，且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朝鲜半岛第一部个人著作。崔致远喜好以文会友，与唐末各阶层儒吏文人，绾结了深厚私人友谊及文学交往，留下闪光的中韩文化关系史佳话。

唐光启元年三月，崔致远乘船返回故国，结束了在唐朝长达16年的人生旅途。回到新罗，深受宪康王器重，被拜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代新罗宪康王、定康王、孝恭王撰写外交国书。先后出任泰山郡、富城郡、天岭郡太守，把唐朝先进的治水技术引入新罗，在天岭郡上林的河流两岸修建河堤，解决了渭川夏季洪灾泛滥。孝恭王二年，崔致远因仕途受挫，携家归隐伽倻山海印寺，“浮世荣华梦中梦，白云深处好安身”（崔致远汉文诗），直至终老。崔致远是韩国汉文学奠基人，被尊为“东学之祖”，其学术思想得到后人广泛推崇。高丽王朝显宗十一年（1020年）被追赠为内史令，显宗十四年被追谥为文昌侯。崔致远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人，他在古城扬州的历史印记，已化作跨越千年时空的珍贵记忆，并续写着中韩友好交往的故事。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韩时，多次提及在唐朝、扬州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

三

鉴真纪念堂，坐落在扬州西北郊，始建于南北朝的大明寺内。鉴真（688年-763年），古扬州江阳县（今扬州市区）人，唐代律学高僧，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舍身东渡弘法，被日本人民尊称为“律宗始祖”“医药之祖”“豆食业祖师”和“文化恩人”。1963年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建议，可以通过这一件事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总理采纳了此建议。中日两国商定在鉴真大师曾经担任过主持的大明寺内建造纪念堂，纪念堂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于1973年建造，当年11月建成。纪念堂参照鉴真当年在日本奈良兴建的唐招提寺金堂设计，仿唐代建筑式样，青砖黛瓦，腰鼓柱，方棂窗，典雅古朴，又融合了日本当时建筑特点，屋顶正脊两端设有一对鸱尾；殿内正中为鉴真大师坐像，仿大师圆寂前塑造的干漆夹纻像制作而成，坐像结跏跌坐，合闭双目，神态安详而坚毅，四周悬挂四幅绢本壁画，即西安大雁塔、肇庆七星岩、日本九州秋妻屋浦和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向人们展示大师生前重要活动的地方；正殿前是碑亭，正中莲花样式座上，横立汉白玉碑，正面刻郭沫若手书“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背面刻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撰写的碑文；正殿和碑亭由回廊连接成仿唐式四合院，端庄典雅，与大明寺融为一体。

鉴真大师俗姓淳于，大明寺印《唐大和尚东征传》中记载：“大和尚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据纪念堂内资料：鉴真大师14岁于扬州大云寺出家，20岁游学洛阳、长安，遍访名古寺，求教大德高僧，终成饱学之士、唐代律学高僧。后回到扬州，在大明寺担任主持，建寺造塔，讲律受戒，设敬田院、悲田院救济贫病，被尊为淮南江左“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宗教首领。唐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与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面谒鉴真主持，诚请鉴真大师去日本帮助整顿戒律，弘扬正法。743年，鉴真大师携弟子和荣睿、普照第一次东渡，因海路凶险失败，此后又改变地点，连续五次东渡，行程数万里，受尽风涛、磨难、牢狱之险，屡遭东渡失败，致使双目失明，鉴真大师则曰：“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矢志不移，持续十余年。第六次，753年11月19日，从苏州黄泗浦出发，12月7日到达日本九州秋妻屋浦登岸，754年（日本天平宝胜六年）入平城京，东渡终获成功。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受到朝廷的盛大欢迎，他三师七证为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及文武百官正规受戒后，声名大振，天皇随后发下圣旨：“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鉴真以其高深德学和崇高威望，确立了他在日本佛教界的领袖地位。鉴真和他的弟子在日本除讲律、传戒、培养僧徒外，还将盛唐的建筑学、雕塑、干漆夹纻造像法、医药、文学、书法、音乐、印刷术、饮食等文化、技艺进行了传播，作出杰出贡献，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公元759年，鉴真大师在奈良市五条町唐招提寺，设计建造金堂，770年由弟子法进接续建成，金堂造型精美，是寺内最大建筑物，盛时曾有僧徒3000人，被誉为日本国宝。

怀着崇敬和自豪走出殿外，已是晚霞初照，但见殿前的庭院中立有一座雕刻精致的石灯笼，一米六高的底座上，竖刻“奉献大明寺鉴真大和上宝前”十二字，这是1980年日本唐招提寺主持森本孝顺长老护送鉴真大师像回扬州展出时，一同赠送至大明寺并点燃，至今长明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