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善存

读苏轼作品，总会遇到一个叫“乌台诗案”的典故，它不仅是苏轼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道命题，尤其是在以“知人论世”理论解读文学作品的传统下，不了解这一典故简直无法真正读懂苏轼及其作品。

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刚卸任徐州知州的苏轼转赴湖州。按惯例新官到任要上谢表，苏轼这次上的《湖州谢上表》大半部分是朝堂套话，不外乎感念皇恩浩荡、自谦才疏德薄之类，但写至末尾，他压不住文人的直拗，写下两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不成想就是这两行对自身处境的平实自白酿成了他身陷文字狱的开端。

彼时汴京朝堂之上，新旧两派的角力正如火如荼。御史何正臣率先从这篇表文切入弹劾，舒亶、李定随即跟进，他们指控苏轼在表中使用“新进”“生事”等语讥讽朝政，四处搜集苏轼历年流传的诗词书信并刻意曲解，逐句搜罗所谓把柄——写民间疾苦的诗句被解读为讥讽新法，感怀风物的咏叹被扣上诽谤朝廷的大帽子。最终判定苏轼构成“指斥乘舆”等罪名。

这便是北宋最典型的文字狱：仅凭文字断人罪、定人生死，故意曲解不究事实，无限上纲不问本心。

是年七月二十八，京师差官径直闯入湖州官衙，如同抓捕匪寇一般将身着朝服的苏轼铁链锁拿，不由分说押解北上。船行太湖之夜，苏轼深知此去凶险，一度想投水自尽，因顾及亲族会遭受牵连，终究压下了死念。沿途官府奉命搜缴他的诗文，在京城家中的家眷惶恐之下，将积攒数十年的手稿、书信尽数付之一炬，半生心血化作飞灰。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入御史台大狱。御史台因院内古柏成林、常有乌鸦栖止而别称“乌台”（汉代以来，台中有柏、柏上栖鸦本是象征御史守正嫉邪，可到了北宋，这个本该监察百官的机构却成了网络士人的囚笼）。八月二十日起审讯正式开始，持续百日，审判官不问地方治理功过，只逐句抠寻诗文中的“罪证”，比如他咏柏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被曲解为“以地下蛰龙暗讽天子不在其位”。如此昼夜轮番逼供，目的只要他承认心怀怨望、讪谤新政和君上。

案情报到御前，神宗已经看清这是一场党争构陷，加上曹太后临终前特意嘱托“苏轼是天下奇才，不可轻害”，满朝正直大臣也冒死营救，杀意才慢慢消解。十二月二十九日判决下达：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团练副使是宋代地方上的虚衔官职，名义上负责民兵训练但无实际权力。苏轼所任的实际是个毫无实权的虚衔，是带有责罚性质的闲职，被限制人身自由且不得参与政务。既无俸禄，又无事务可做，本质是带着政治罪身的软禁。但他在黄州期间通过垦荒耕作、文学创作完成了人生的巨大转变。 

一百零八天后，尘埃落定。出狱那天，四十三岁的苏轼一身风霜赴任黄州。在黄州，他脱下书生长袍，卷起裤腿在城东荒坡上开荒耕作，自号“东坡居士”。从此褪去了朝堂士大夫的意气，在田间烟火里把人生的坐标系从庙堂功名转向了生命本身。沉浮三年期间，从初居定慧院时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惊悸落寞，到雨天行走在沙湖道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豁达，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写几句牢骚就被人抓了把柄的湖州知州了。

由此可见，“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道坎，跨过这道坎的他走向了生命的成熟期，也开启了创作的高峰期，从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乌台诗案”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结，解开这个结，我们才能读懂苏轼及其文字里的超然旷达从何而来——那不是天性的潇洒，是一个文人在直面权力的重压、被剥夺了所有外在身份之后，依然守住的对生命本身的体察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