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书院的发展史，是滕州教育发展史的光辉篇章。肇始于元代创建的性善书院，继起于清乾隆时期复建的道一书院，脱胎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立的滕县官立高等小学堂，而这一历史传承的载体，即为今天的书院小学。滕州“书院”木铎金声，七百年弦歌不断，是滕州乃至鲁南地区目前已知最古老、最具文化底蕴与传承、最有代表性的学校。    

“性善书院”“道一书院”名虽不同，但在历史上却是一脉相承，皆与滕州历史标志性人物滕文公密切相关,关于“性善”与“道一”书院的得名，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还是世子的时候，出使楚国，去时与返回时途经宋国与孟子进行了两次关于人本“性善”的对话，在滕文公一再追问时，孟子仍然回答: “夫道一而己矣”，即我坚持的道理从来都是一致的啊！这一记述连同后来的“善国”的由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掌故，也成为了滕州书院名称的由来。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元朝大德四年（1300），时任滕州知州尚敏在县城的南部建造义塾，这是一所免费教授贫寒子弟的官办义学，它是首见于滕县志书上的官办义塾，义塾最初建 “屋四楹，覆以瓦，其斋舍茅茨而已”。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钱五千缗。” 按古代铜钱一贯(即一缗)合1000文计算，此次尚敏带头捐俸禄集资共得钱五百万文，相当于5000两白银或者500两黄金的价值，它成为尚敏兴办义塾的启动资金和学校持续发展的教育基金。尚敏把这笔钱放贷给滕州的商人来赚取利息，“发商生息，以供师弟之食”。大德五年（1301），为了增加书院的办学经费，尚敏又把礼教乡的三顷官地拨给了义塾，收地租来充实义塾的经费。延祐元年（1314），滕州籍监察御史任居敬（今官桥康留村人）上书朝廷，奏章是这样写的：“昔文公闻性善之说于孟子，其事虽未竟，而其志有足嘉者。旧有义塾而无名题，宜表之曰‘性善书院’，于以风励子弟，以广贤才焉。”任居敬的上书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性善书院始列于学宫，置山长为之师。以后滕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关于性善书院兴建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其一，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曾下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其二，随着元代大运河裁弯的南北贯通，理学和书院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运河两岸成为重要的辐射地区；其三，延祐二年(1315）元朝正式实行科举考试，特别是科举取士实施南北配额倾向于北方的政策，使滕州性善书院应时、应运而生。

性善书院建立后便划归为学宫管理，并由官府委派“山长”进行管理与教学。延祐二年（1315），新任郑知州在滕州城旧址（今蕃阳街一带）建造了新书院，与之相邻的是创建于北宋大观年间的滕州儒学（即学宫，后毁于元末战火），新书院在其左侧，占地也达到了八亩。在新建的性善书院内，右侧建造有祭祀孟子的庙堂，以供书院师生祭拜；其左侧是讲堂。后书院年久失修，讲堂、学舍等逐渐“摧坏荒秽”。至正十一年（1351），性善书院山长丁振组织一次重要的大修。在他的号召下，滕州饱学之士及进士出身的各级官吏，纷纷拿出自己的俸禄支持书院的重修，待工程完全竣工后，山长丁振还将书院讲堂命名曰“存心堂”。此时，湖南郴州学正刘逢源恰好来滕，丁振便恳请他为讲堂作文“以记之”， 刘逢源在《存心堂记》中这样深情地写道：“春秋朔望，官师讲明于斯，兴学敦教，导扬风化，抚育黎庶，不负名斯院斯堂之义，千载而下，安知不追躅祀享，如文公者乎？”

元末，性善书院毁于战火，后一度被改建为尼姑庵。明初政府重视发展官学，书院近百年不兴。弘治十年（1497），知县马文盛复建性善书院，相继增修了殿庑，特别是增设一些祭祀活动的殿宇。前殿祭祀孟子，后改为祭祀滕文公，两庑配祀名宦、乡贤。祭祀是书院礼仪教育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书院以德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性善书院对先贤与名宦的祭祀，是滕州人民人心向善的民意体现，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明代后期，书院遭到禁毁。明天启三年(1623)，性善书院在知县李自蕃的主持下重建于南门外的东边，新书院前门三间，中间的讲堂五间，左右两边各三间夹室，后面为孟庙三间，两边各列号房七间。而在书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书院的讲堂，在此之前，性善书院的讲堂一直叫“存心堂”，而新书院把它更名为“道一堂”，道一”两字第一次与书院联系在一起。明末，毁于地震的书院最终成为了举行祭祀活动的文公祠，到了康熙己巳年（1689），县令史秉直重建书院，其门楣上匾曰“古性善书院”。

性善之后，道一为继。乾隆十年（1745），毁于清初大地震的性善书院被时任滕县知县王志曾复建，地址再次搬迁，这一次书院移建到了滕县城内西南隅（书院街一巷原城郊粮所），并被正式命名为“道一书院”，今天，大家熟悉的书院街及书院小学，其得名皆源于此。道光以后，面对随着坚船利炮闯入内地的西方文化，道一书院也积极改革应对，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变化，西学与新学也被引入教学中。清代道一书院的办学方针为“立品勤学”，即内益身心，外补民物，成就人才，“备朝廷任使”。书院山长也改称为“院长”，院长由官府选聘“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的“老成宿望之儒”，不过官府选聘的情况，在后期随着民间力量参与到书院管理而打破，聘任权力也转到了主持地方政务的绅士手中，滕县当地的士绅力量参与道一书院及学田的管理，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时代进步。

清代道一书院初置学田650多亩，多在滕州校场街一带，学田收取的田租银被书院的管理者特别存到“西商”处生息，“西商”是指当时在滕县发展的晋商，相较于滕县本地商人，“西商”的财力显然更加雄厚，这样使书院租金生息得到了有力保证。道光二十年（1840），知县彭斗山倡导筹资对道一书院进行了整修和扩建，“增设门屏，植嘉树，其学宫为茅茨者（茅屋）覆以瓦”。并主持厘定了道一书院的学田收入。至此，道一书院迎来了发展史上一段黄金时期，清代黄来麟先生在《滕县道一书院公田碑记》中曾对此由衷感慨：“二十年来，弦诵为盛。”不过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差点就断送了道一书院的发展。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各地捻军盛行，滕州当然也未能幸免，四月份，山东省府檄令滕县要求将道一书院存在西商处生息的办学经费上交以充军饷。当时这种情况，致使“滕之斯文一线危”。后在知县赵敏功（字鑑堂）向省府据理力争下才得以免除，等到西商归还本金时，赵敏功于是召集当地士绅商议个长久办法，有人提出：“滕县刚刚被捻军侵扰，地方十室九空，田地荒芜，土地价格低廉，可以趁此良机多买些学田，将来收成好的时候，地租也会更加有保证。”于是大家议定在“忠六保”的董家庄买田计802亩地，共花费“京钱四千二百五十一千有奇”，官府对这些学田进行了逐一登记，并专门设置董事进行严格管理。同治十二年（1873）滕县知县洪用舟倡导在道一书院建造东、西考棚各18间，并于光绪元年（1875）竣工，后东考棚在1910年前后毁于意外大火。

清代的道一书院是属于官办的经馆，学生在此学习也主要是为科举作准备。道一书院的教师也均为儒学名流，滕县卸任知县吴华、张国泰曾先后在道一书院任教，拔贡赵来麟曾主讲道一书院。同治年间，滕县知县洪调笙“每书院考课生徒，指使理法，皆心领会，砉然以解”。拨贡赵来麟，举人殷献昌、黄来麟等均曾先后在书院主讲，他们“考课士，奖拔真才，终日涂乙试卷，至老不倦”。这一时期的书院人才辈出，灿若星辰。黄来晨（进士）、任斗南（举人）、郭印瑚（进士）、赵毓芝（举人）、张尚鼒（乡试副榜）、王廷栋（举人）、高熙喆（进士）等皆出自道一书院。不仅如此，清末的曾国藩也与滕州书院曾经有过邂逅，1866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来滕县就曾下榻在县城的道一书院。这位在岳麓书院严格教育中养成终身写日记习惯的官员，在他的《曾国藩日记》“同治五年二月十三日”中这样记述自己在道一书院的一天：“又行十八里至滕县住宿，在道一书院作公馆。见客，坐见者四次，立见者两次，围棋一局。中饭后又围一局，写潘琴轩信一件，与幕友一谈，阅本日文件。在车舆阅《兵考》一卷，申刻又取一阅。申夫来久谈。倦甚。傍夕坐见客一次。夜改信稿二件。二更后小睡，三点睡，三更后稍能成寐。”

也许这些是太阳落山时最艳丽的一抹霞光吧，风流也总会被雨打风吹去。光绪27年（1901）八月，清政府诏令停止武科及童试。光绪29年（1903），滕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在道一书院成立，存在了603年的古代书院教育自此画上了句号，滕州也进入了新式教育的时代。一部书院史，半部滕州文化史和学校教育发展史；一部书院史，是反映滕州科举历史的一面镜子；一部书院史，是历代滕州官民筚路蓝缕、宵衣旰食办学兴教的一个缩影。一部书院史，更是留给滕州人民一笔最为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书院弦歌七百载，从此滕人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