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4年，约49岁的孟子，离齐至宋，过邹至滕。孟子在滕逗留两年离滕至梁（魏国）。孟子时为誉满天下的贤哲，也曾是滕文公趋前受教的大师。正求贤若渴的滕文公，幸得“孟子之滕”，躬迎“馆于上宫”。

春秋战国时期，滕本小国，乃泗上十二诸侯国之一，方五十里，不足齿列。但在《论语》及《孟子》中，皆有所论及。所以是借圣哲而名显，依“王道”“仁政”而光耀古今。《论语·宪问》中载：“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孔子此言意为：鲁国的大夫孟公绰，做晋国卿大夫赵襄子、魏桓子的家臣，会才力有余，但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因为鲁国大夫孟公绰，为人廉洁，欲望很低且很少，没有什么贪欲，做事也很有条理，也是一个人才，可是并非全才。晋国是个大国，这赵氏和魏氏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所以说孟公绰适合做大国里卿大夫的家臣，而没有能力做小国的大夫。这里的“老”字就是家臣的意思。“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这“滕”和“薛”即滕、薛两小诸侯国。孟公绰如做滕、薛这两个小国大夫的话，就不称职了。《论语》中，孔子说的 这个滕国，就是我们说的滕小国。

孔、孟两个时代不同，滕小国的情形也今非昔比了。孔子为恢复周礼，游说列国，劝人施仁息兵，无果而返。战国末期孟子也不负历史使命，赍志“欲平治天下”，似有“舍我其谁也”之概，周游列国，传播“王道”理想和“仁政”主张。此时，孟子至滕，似天降“甘露”于滕国，洵如滕文公渴求强国之意愿。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於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滕文公询问孟子说：滕国是个小国，且只方五十里，处在齐楚两个强国之间，东北毗邻强大的齐国，南面与强大的楚国接壤。滕文公担心滕国势孤力弱，处于两强之间，必托于大国乃可以安全，非有依托，不能自保啊。面对齐楚两个强国，我选择哪个作为依托呢？将依附齐国还是依附楚国呢，敦请夫子为我决之。

滕文公提出这个滕国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难题，请教于孟子。而孟子毕竟高明，没有直接回答文公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难题，而是对滕文公说：是依附于齐国还是依附于楚国这件事，这样大的国策，不是我的智虑能力可以解决的，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文公真是要让我说的话，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即使有办法，也碍难启齿。滕文公听到孟子这样答复，自然心凉望失，显得沮丧。孟子看到滕文公这副样子，也过意不去，于是对滕文公说：不过，真是万不得已的话，我倒有个主意，那就是，为君者，须内修仁政以爱民，赢得民心，方可凝聚人民，再外加增修城防，深挖宽掘绕城的护城河，加高加宽加固城墙，增建防御设施。如果情况危急，国君必致死坚守社稷以尽其义，民众则会齐心协力，誓死保国而不会逃离。这样官民一致，同仇敌忾，共同坚守，即使冒死捐躯，绝不退却，宁为玉碎，誓保国全；宁可亡国，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屈膝投降，如树有这样自立自强的精神，抑或还是有所作为的。我要说的也不过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欲要依附齐国，或者依附楚国，可以求安全，那也只是侥幸苟免之计罢了，我怎么会让你那样做呢？

我们看到，在处理国家间“两大之间难为小”或者处在“列强中间难为小”的问题上，孟子的观点是，附齐附楚，乃侥幸残喘之计，不是正策，不可尚耳。掘池筑城，绸缪备豫，乃国之常道。重要的是凝聚民众，充分发挥民心向归的精神力量。所以，孟子应对两强的原则是，立足自强，保持自尊，修政爱民，加强国防，威武不屈，绝不做列强的附庸，绝不屈膝其任何敌人，绝不卖国求荣而觳觫苟存。这是立国之本，其实做人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能自强不息、发奋求进，不立足自身解决问题，一味怨天尤人，摧眉乞身于别人的怜悯与施舍，苟存延喘于世，那将被世人所不齿。做人，立国，其原则是一样的。只有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卓立于世，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特别是一个小国、弱国犹以为然。介于强国之间，除了“行王道”“施仁政”，聚民心，求自我完善以外，世上绝无其他妥协以求荣的良策。即使签订什么友好协约之类，甚至歃血为盟之类，也只是权策，权一时之计罢了。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眼下现实是，愈妥协愈麻烦，会纵令敌人以得寸进尺，更会肆行妄为。所以，孟子便指出，只有坚持宁可亡国，也不可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才抑或“可为也”作为答复。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一次，滕文公再次向孟子请教说，本来薛国和滕国都是相依的小国，可是薛国已经被齐国侵占了，并入了齐国的版图，齐国人要在薛国的领土上修垣挖壕，高筑广垒，增筑城池等军事设施，加强备战。薛国是我的邻国，这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其势逼人。我国时刻都有被强齐并吞的危险，所以令我很是忧惧恐慌。您看，这样我该怎么办才能避免并吞之患呢？

其实，这个薛国被并入齐国的版图后，齐宣王时就封靖郭君田婴于薛，以为食邑。这个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曾于齐威王时担任要职，于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号靖郭君，权倾一时。田婴死后，其世子田文继位于薛（田文本为田婴妾生），是为孟尝君。孟尝君时为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养门客三千而闻名。薛也因食客冯谖“焚券市义”收买人心的故事而显名。

这次，孟子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滕文公提出的问题，而是讲他最崇拜的周太王，曾经艰苦创业的历史故事。周太王，即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周武王灭商建周后，追尊为太王。孟子答曰，敌国外患自古有之。从前大王居豳，犹君之居滕也（现陕西彬县一带）。狄人常去侵犯他，难以自处，因此就迁离豳地，搬到了歧山下定居。太王迁国，并不是因为歧山比豳地更好，土地更肥沃，择善而居的，而是迫于经常有胡人对百姓的侵扰，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迁避到岐山去定居的。而跟从太王的百姓则像赶集市一样多，像河流一样涌到岐山之下。这里便成了周王朝的肇基之地。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失去豳地，但也不过是待机而起，权作他图而已。如果一个国君肯修德行仁，施行善政（或许他本身来不及直接受到好处），虽失其地，而其后世子孙一定会创立王业的。一个品德高尚、目光远大的人君创立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且能永不失其正道善德，会令后世，代代继承下去。太王在岐山之下，始终没有忘记被迫搬迁的屈辱，仍能够忍辱负重地开创基业，不忘生聚教训，力图复兴发达。所以后代子孙——文王、武王称王天下，建立了周代几百年的王朝政权。看来事业能够努力成功或成王业，还要看天的眷顾了。现在凭您的力量，又能拿它强大的齐国怎么样呢？那也只好效法太王的精神，行善事、施仁政，永不失正道，竭力为其所当为，继续候命于天，后世子孙定会有称王天下的。这也是天道福善之常理，君子为善之初心。何必做那气量狭小的恐惧呢？

通过以上孟子与滕文公问对，我们看出孟子的观点非常明确。孟子认为：国乃先人所受，应是代代致死相守。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国君死于社稷，属礼义之常，不可舍之而他往。然而，如能像周太王那样避狄人而迁国，则可迁之；如果不能，则死守之。太王迁国是迫于无奈，目的是远图未来，当然也是权宜之计。太王之事，是非得已而为之，然而，如果没有太王之仁德而迁，民众不能如影随从，则不如效死而守。古者皇祖有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观之，孟子答问，充分体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宝贵的民主观点，以及“依人者危，臣人者辱”的外交思想。孟子的这种思想，被历代圣贤奉之为万世之天道正义的精神瑰宝。两千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主席“人民万岁”的伟大声音，将这一精神瑰宝升华到了顶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孟子与滕文公离我们虽已2000多年，但是，在列强争霸中，处于“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故事，在当今世界时刻都在演进着。从上世纪中叶所形成的“三个世界”的格局，到今天一超独霸多极并存的世界的演变。列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一刻都没有停止，而且有着愈演愈烈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目前，才30年的时间，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南斯拉夫消亡、伊拉克、利比亚等被改朝换代，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历历在目，触目惊心！此外经贸战、外交战、文化侵略、价值观渗透、网络战、输入有害食品等，按照古人观点，都属战争状态，除非你不承认。须知武力战争伤其外，而经贸、文化、价值观、网络战、有害食品输入会伤其内。国家之间为着政治、经贸、资源、文化、价值观及争夺霸权和制高点的战争将永远不会停止。除非到了全世界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战争或许终结。然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长期而艰难奋斗的目标。所以，人类社会的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的。和平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是各种力量相对均衡的阶段。从国家产生以来，世界便进入了战争状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的干扰、颠覆和破坏似乎进入了关键时期。美国使出浑身解数，集中精力对付我们，欲置我以死地，妄想釜底抽薪，对我发动全面的经济战争，就是把战火从贸易、高科技方面再扩大到货币、金融等全领域，企图利用这个卡死我们的出口能力和吸引世界资本的能力，搞垮搞乱我们的经济。又阴险地拿新冠病毒说事，为转移国内矛盾，不惜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抛出“新冠病毒中国论”，妄图嫁祸中国，其用心恶毒。我们决不能上了他们的当。只有提高警惕，充分准备，“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任其诡计百出，我有一定之规。现在我们实力已够，关键在于我们的决心、勇气和策略。正义在我！

所以，春秋战国的故事，将会演绎下去。居安思危，引古筹今。孟子解决“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思想智慧，将会对世界的现实和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着更为巨大和深远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