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祖波

如今寒露节气已过，大约一个月后，就正式进入冬季了。  

突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两位长者，头戴毡帽，身穿蓝色粗布大袄，一人持枣木梆子，一人拿着铜锣，挑着被烟熏黑的灯笼，在数九寒天、无一个行人、犬吠此起彼伏的深夜，步履缓慢地走在街巷里。先是敲击梆子两下，继而铜锣哐哐两声，最后传来“寒潮来临，关灯关门；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吆喝声。吆喝的同时，那两人口中呼出的气，晃动闪现于这寒夜微弱的灯光下，成为此刻仅有的生机与气息。  

在古代，打更的人称为更夫，一般是年龄大，丧失劳动能力，家庭困难的人从事这种工作。有的受雇于官府进行打更，当然也有的给大家族看家护院打更。他们守着滴漏或者燃香，从晚上七点开始，两小时一次上街打更，一夜打五更，第五次打更已经是天似亮似不亮，鸡开始打鸣了。打更，一方面起着定期报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承担了治安防范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钟表早已遍布千家万户，报时性质的打更活动已经逐步消失，但是其治安联防的作用，在冬季的农村存在到了20世纪90年代。  

祖父健在时告诉我，旧中国鲁南地区的乡村，每个村子基本上都设置两个出入口，出入口有很高的大门，门的内侧后面有搭设的木板楼梯，人可以爬到上去往门外张望，村里的田地尽收眼底。老辈的人将这两处大门叫闸口楼，小孩说是筒子楼。夜间二更天的时候，由更夫把闸口的门准时关闭。滕县的大村庄都有闸口，地主家的看家队手拿土枪进行打更。最厉害的还是滕县西的闫村，四周都是围墙，村口修筑了城墙，前面还有护城河。这是申宪武构筑的工事。

我所在的村子，新中国成立以前，村民都是滕县鲁寨地主的长工，全村被称做佃户村。为了督促村民早早起床，打更的人都是鲁家寨大地主的宗亲本家子。村民们一般睡得正香甜时，五更的更声就已在全村响起来。一次，祖父被叫起床去买丧事用品，赶马车途经滕县城的电报大楼，问了一个华北弘道神学院的基督徒才知道，这时是西洋时间三点半多点。这就说明，村子里所谓的五更，在四更天就被打响了。这样的事情多发生在夏季，这天儿本身亮得早，加上那时候的农民忙忙碌碌，只为打工养家糊口，对这样的事情，是根本察觉不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打更活动在每年的冬天开展。每年立冬的晚上，召开村党支部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明确并公示出冬季村里夜间打更人名单、职责、处罚规定、请假制度。每夜7人打更，值班地点就在村委会民兵连会议室，村里负责提供炭炉子烧茶水，负责提供鸡蛋和大白菜和成袋的挂面，打更人可在夜间下顿面条喝。

打更的日子里，打麻将、骨牌、扑克是绝对被禁止的。一个夜晚，要求每个胡同要巡查五趟，巡查的时候带上手电筒，拿上铁棍，说话要大声。也要去地里逛逛，看看浇地的水泵和线杆上的铝线有没有被盗贼偷走。

随着一个冬季的结束，乡村打更工作也就一块结束了。这时候，镇上会召开冬季治安总结会，对无治安、火灾问题的村集体，给予几辆自行车、十几箱肥皂、几十个脸盆、几箱子毛巾，印有“镇党委政府奖励”烫金闪光字样的手提皮包等奖励。如果有抓捕盗贼并扭送镇派出所的有功之人，给最高500元奖励还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发展。  

大部分人是尽忠职守的，正儿八经去打更。曾有一次，遇到外乡镇的盗贼偷盗电缆线，去地里巡逻的3人手持铁棍上前与盗贼厮打起来，至于盗贼共9人且有大锤、刀子等凶器都全然不顾。后来，村子南部的人闻讯赶来，盗贼骑着摩托车逃走，未及带走的工具和赃物全部被村民缴获。我村打更者立下大功一件。  

当然，也有个别不好好打更的人，动不动回家有事，很长时间不来，到了三更天以后直接回家睡觉了，等天快亮时再回到值班室；还有人干脆喝面条时在，喝完面条后，一夜不见人；也有人说是巡逻，半路上跑去某个人家打牌去了，一直打到五更天；还有的人，干脆收音机一开，评书声一响，凳子上一躺，大半夜过去了。

我父亲还是较为尽责的，一夜五巡查都做到了。有几次，他去外地干活未回家，让我替他打更。大家看我小，给我煮了鸡蛋吃，让我先在长条凳上睡一觉，说是打更时喊我去。结果一觉醒来，天亮了，我就回家了。

大家说，你一个小孩，能做什么，只能凑数罢了，打更的值班签到表上，我们签你爸爸的名字就行了。  

时代的车轮快速飞奔，农村治安防控体系也更加完善，网格化管理深度推行，公安机关警务力量包村包片更加细致，电子眼也早已代替了人的肉眼。加上人们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农村冬季偷盗案件总体数量上已经很少很少了。治安防范作用的乡村打更活动，已经成为过往烟云，成为时代烙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言及于此，情由此刻，我的内心，再次浮现起儿时经历过打更的各种情景，心底生出由衷的敬意、感激。

因为，无数打更人以脚步丈量土地，守护这方家园，年复一年，做着平凡又伟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