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西良

近日滕州市著名作家、戏剧家吕宜芳先生，将散发着墨香的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盲事》送给我，拿过之后仔细阅读，深感内容的厚重，语言的诙谐幽默，深被小说的故事所吸引，更为当地民俗文化的深厚，尤其是对易经八卦算命测字内容的娴熟，真为吕宜芳先生的才学所折服。

吕宜芳先生以自传体的形式写下的《盲事》，是一部在黑暗底色里生长出韧性的家族史诗。书中以父母双目失明的特殊家庭为轴心，在鲁南大地的风土褶皱里，铺开一段关于生存、尊严与江湖的往事。这部作品没有宏大叙事的波澜壮阔，却以细腻的生活肌理与鲜活的方言质感，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盲人群体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更窥见普通人在苦难中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 

从语言特色来看，《盲事》最鲜明的标识是浓郁的鲁南方言浸润。作者将滕县坡里的乡音土语自然融入文字，让“残坏”“瞎妮”“元宝鱼”“电光糊涂”等方言词汇成为叙事的有机部分。“大虾腰弯如元宝，叫元宝鱼很形象”，既解释了盲人对“虾”字的忌讳，又透着乡土智慧的鲜活；“武大郎卖粪，论堆”“冻死迎风站，饿死打嗝得”等俗语的运用，不仅还原了鲁南农村的生活语境，更让人物性格在方言的加持下立体起来——父母面对他人冒犯时“头破了用扇子扇；力弱了，拿肋巴骨扦”的泼辣，面对贫困时“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的通透，都因方言的质感而更显真实。这种语言风格没有刻意的“土味”堆砌，而是让方言成为故事的“肌理”，使读者仿佛置身滕县坡的田野，听着盲眼父母的吆喝、邻里的闲言，感受着当地特有的生活气息。

在叙事方式上，《盲事》采用“自传体+江湖叙事”的双线交织结构。一方面，以作者的成长视角为线索，从童年时“被喊瞎子妮”的自卑，到目睹父母为尊严与村民争执的震撼，再到成年后回望家族往事的感慨，个人记忆与家族命运紧密缠绕，充满私人化的情感温度。书中对“分东西总是最少最次”“被人堵门骂偷东西”等细节的描摹，没有刻意渲染苦难，却以克制的笔触让读者共情特殊家庭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作者将父母的“算命生意”置于江湖语境下展开，详解“金生意”的行规、“抛风”“递簧”的技巧、“把簧”的四类方法，甚至还原“盲人会”聚集四省八县瞽者维权的壮阔场面。这种叙事既保留了自传的私密感，又因江湖元素的加入而具备了传奇色彩，让盲人群体的生存智慧与抗争精神更具张力。

故事特点方面，《盲事》深刻还原了特殊家庭在特定时代的生存图景。物质上，家庭收入全靠母亲算命维系，“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丰年时“干巴鱼子炒辣椒，宽粉条子炖猪肉”，荒年时“花生壳碾成粉擀面条，玉米芯子磨碎熬稀饭”，甚至“挖烂芋头过肥年”，这种“粗一股子细一股子”的日子，正是那个年代底层家庭的真实写照。精神上，盲眼父母既有着对“瞎”字的极度敏感，也有着“不偷不抢”的道德坚守——“冻死迎风站，饿死打嗝得”的家训，不仅是对子女的教诲，更是他们面对歧视时的精神脊梁。此外，家庭内部的关系演变也极具时代特色：母亲从“顶着整个天”的支柱，到因父亲揭发算命而断了进项；父亲从“擎吃坐喝”的闲人，到成为“扫盲积极分子”后的荒诞转变，这些细节既展现了家庭权力的微妙更迭，更折射出特殊年代的社会变迁对普通家庭的冲击。

在意识内涵层面，《盲事》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书写，抵达了对人性、尊严与生存哲学的深层思考。书中的“盲”不仅是生理上的失明，更隐喻着时代的蒙昧与偏见——村民因残疾而轻视、干部因“破除迷信”而打压，这些“明眼人的盲”与父母“眼盲心亮”形成鲜明对比。母亲以算命为生，却在“扫盲运动”中被丈夫揭发，看似荒诞的情节，实则揭露了特殊年代人性的扭曲与无奈；而父母面对困境时“破了头用扇子扇”的泼辣，面对尊严受辱时“以牙还牙”的强硬，又彰显了普通人在苦难中绝不低头的生命韧性。更值得深思的是，作者通过父母的故事，探讨了“生存与尊严”的永恒命题：盲眼父母虽身处社会底层，却以“不偷不抢”“凭手艺吃饭”守住了尊严的底线，这种对尊严的坚守，正是他们在黑暗中走出自力更生之路的精神根基。

《盲事》没有刻意拔高苦难，也没有渲染悲情，而是以平实的笔触，将一个盲眼家庭的往事娓娓道来。在鲁南的方言里，在算命的江湖中，在粗茶淡饭的日子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挣扎与坚守，更是一代底层人在时代浪潮中牢牢抓住尊严、奋力生存的集体画像。这部作品如同一把温柔的刻刀，在黑暗的褶皱里打捞起人间暖意，让我们懂得：真正的韧性，从不是对抗苦难的激烈，而是在黑暗中依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鱼路”与“虾路”，活出生命的尊严与力量。

一本闯进盲人世界的奇书，让我们读出人情冷暖，世间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