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风

老家张桥村，依城枕河，安然卧于鲁南平原的一隅。村南头有一棵银杏树，传说有五百余载，枝干虬结如铁，树冠亭亭如盖。它见过太多的晨昏与风雨，新绿时照眼明心，仿佛将整个春天的元气都凝在嫩叶上；秋深则铺金满地，连吹过的风都带着一种明亮的、苍老的温柔。这棵树，是村庄沉静的心跳，也是我记忆里最为恒久的坐标。

家中于土改时分得薄田十亩，散落在村东与河滩边。哥哥在焦化厂做工，微薄的薪水勉强贴补家用。田间诸事的重担，便全然落在了驼背的父亲肩上。每日自陇亩归来，他的衣衫总被汗水浸出深浅的云纹，沉默地坐在门槛上抽烟，那身影浸透的倦意，让年幼的我感到一种无言的沉重。于是自十二岁始，每日放学后放下书包直奔田垄，帮父亲锄草、间苗。夏日炎炎，则在齐腰的玉米地里穿行施肥，我不敢稍懈，因为父亲的沉默比任何催促都更有力。

最难忘是酷暑七月，正是高粱“晒红米”的时节。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煌煌地照着。我随父亲在火一般的烈日下打秫叶、掰玉米，这都是苦活，玉米叶子像粗糙的刀片，包裹在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闷热如蒸笼。我们常常要做到暮色四合，西天最后一抹紫红的霞光也褪尽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归家。虽疲乏至极，心里却有一片异样的清朗——那是一种近乎悲壮的领悟：生活原来是这样一页一页，用最实在的汗水与疼痛书写的。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资格耽于天真，须得早早懂得生活的全部重量。

十四岁考取初中，本该是奔向更广阔世界的开端，时代的洪流却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那年，全民大炼钢铁之风遍吹南北，连我们这僻远的枣庄八中也未能例外。书香之地转眼起了砖窑，夯土的场院上堆起乌黑的煤堆。课堂变得时断时续，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成了最现成的劳力。和泥、托坯、码窑、看火，一套流程下来，眉眼鼻窍都塞满了黑灰，只有眼睛还亮着。那火焰昼夜不息，映着一张张懵懂而亢奋的脸，也烤干了我们本该湿润的青春。自此再无周日闲暇，每逢休息日，拂晓即起，饮罢照得见人影的稀薄菜汤，便挎起柳条篮，荷上短柄镐，与三两同伴结伴，往东山里去“刨食”。那是在公社收割过的土地里，再次翻检遗落的地瓜与花生。一镐下去，尘土飞扬，十镐八镐，方可能觅得拇指大小的一块残薯。一上午的艰辛与期盼，往往仅得半筐瘦瘠的收获。我们蹲在田埂上，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匆匆咽下，这便是对饥饿最原始的抵抗。

至十六岁，家计愈艰，三餐常难为继，饭桌上除了蒸地瓜，便是煮地瓜，吃得人胃里直冒酸水。看着父母日渐凹陷的脸颊，焦灼如同野草般在我心里疯长。后来听说西乡张汪五所屯一带南瓜丰收，价格甚贱，我便与一位同样困窘的同学动了心思。我们拉着一辆地排车，在晚秋一个星斗未落的凌晨悄悄出发。晨风吹在单薄的衣衫上，我们却走得浑身冒汗。十五里坑洼的土路，在脚下显得格外漫长。抵达时已是晌午，匆匆以极低的价格购得一车南瓜，便立即返程。归途上坡，我们一人驾辕，一人推挽。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肠胃，眼前阵阵发黑。我们不再说话，只听见彼此粗重的喘息与车轮碾过碎石的声响。次日，我们用这一车浸透汗水的南瓜，换回两元皱巴巴的纸钞，旋即赶往粮站，买了十斤小麦。当母亲用新磨的麦粉烙出第一张焦黄的煎饼，那浓郁的麦香瞬间弥漫了昏暗的灶间。父母吃得很慢，很珍惜。我没有吃，只是看着，心里那块压了许久的石头，仿佛忽然落了地——那是一种混合着辛酸与微茫成就的复杂心绪，少年便在那一刻，猝然走完了他的童年。

而今，我又站在这里。银杏又黄，温柔璀璨如昔，仿佛时光从未从这里取走什么。树下有孩童仰脸望果，跃跃欲试，那专注而渴望的神情，与当年的我隔着数十载光阴遥遥重合。他们是否知道，这棵大树曾荫庇过怎样沉重又坚韧的岁月？他们的游戏场，曾是我们汗水滴落的田垄。岁月迁延，人世流转，村庄的面目已然一新，河上架起了新桥，老屋多已翻建，连田畴的阡陌都改了模样。

然而，我确信有些事物从未更改。它们不显露于日光之下，却如深埋泥土中的根脉，缄默、坚韧、纵横交错。这根脉，是父辈弯下的脊背与无声的忍耐，是饥饿时对一张粮食煎饼的全部想象，是困顿中本能伸向土地的那双手。它连接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沉重的黄昏与充满渴盼的黎明，将渺远的过去、仓促的现在与无尽的未来，紧紧缠绕在一起。这记忆的根脉，是我生命最初的塑造，也是我走向远方时，身后那条看不见的、却永远无法扯断的线。风起时，满树金叶沙沙作响，像是无数过往在低声絮语，又像是对每一个后来者，讲述着关于生存、尊严与传承的，永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