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昭湖

1958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滕县木石发现了煤田，还说是露天的，随后调集了十几万人去挖。当时有首歌唱道：“十八万英雄好汉，大战落凤山前，齐心协力挖煤炭。”还成立了“官桥矿务局”。从北到南挖了几十里，搞了两年，煤没大见着，只建了几座煤井就拉倒了，后来划归了枣庄矿务局。

当时，为了给煤矿服务，我父亲所在的“滕县利生制造修配厂”（前身是1952年父亲参与创建并任主管生产业务技术主任的“滕县利生红炉合作社”，1956年与滕县白铁业社合并后更名为合作制的“滕县利生制造修配厂”，1958年5月1日改名为地方国营“滕县利生制造修配厂”），要求从城里东关迁到木石公社西沂河村南，更名为“官桥矿务局机械制修厂”（1961年10月官桥矿务局撤销，搬到官桥镇公桥村南，更名为“枣庄矿务局官桥机修厂”）。父亲被抽去到那里建厂房，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窝棚（一半在地上用席搭顶，一半挖坑在地下），忙得很少回家。当时我兄妹四个，母亲一人带着还要上班，太辛苦，忙不过来。父亲就让我从东关春秋阁小学转学到西沂河小学，跟着他住窝棚吃大锅饭。休息日回城时，跟着他和其他人一块从北面化石沟翻山，步行三四十里回家，次日再原路跑回来。

西沂河村当时属木石公社，村子南北狭长，东西窄短，村民为刘、王两姓，北头大多姓刘，南头大多姓王。北面是小店村，南面是小王庄，沂河在村东从北流向南，对岸为东沂河村，村西到笃山根是它的耕地。

西沂河小学叫中心小学，是“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那时国家穷，校舍和师资都解决不了，周围的村子有的没小学，有的只有“初小”（即一年级到四年级），上“高小”（五年级六年级）需要再考，有些孩子上完初小就结束了学业。考上的孩子，得跑几里十几里路来上高小。

那年10月，我到西沂河小学报到。学校设在村子东西街的西头，原来的一座基督教堂院子里，校舍简陋，只有几间平房，上下课敲铃。孩子们都很勤奋，天不亮就来上学，一天吃两顿饭，近处的上午九点半、下午三点半回家吃饭，远处的带饭在学挍吃，有时还要点着煤油灯上晚自习。放了学，有时和同学及村里的孩子，一块玩跳绳、斗鸡、弹琉璃球、弹杏仁樱桃仁、跳房、打砖；有时，和小朋友去村东河里洗澡、漂石头、打水仗，感到很快乐！

校长是魏成立老师，班主任是黄士训老师。黄老师三十多岁，教我们语文，对学生要求很严，动不动对有过错的学生叫“到办公室等着去”，同学们都很怕他，但他教得认真，我们学得扎实。我原来算术学得好，语文较差，但在他的教导下，感觉进步快，收效大，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感激他。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时，他给我写的鉴定评语很高，当我拿着到官桥机修厂盖章时，时任秘书崔锡峰看了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好！”不仅告诉我父亲，还逢人就夸，后来他当了八一煤矿的领导，对我们家及兄弟们都很好。

同学们大多学习认真，如东沂河的李庆君、小店村的汪永广、孤山村的郭金海、西沂河的刘孝菊和刘德瑞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比较调皮的是王裕武，他父亲时任微山县的领导另组家庭，他跟着离婚不离家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兴这么办）住在西沂河，上课不听讲搞小动作，考试作弊常被举报，下课打架斗殴，没少挨老师的批评，但和我处得很友好。记住的同学还有刘永莲、吴全秀和王恒银，其他人就不记得了。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要讲政治，学生要爱劳动。正值“大跃进”创高产的年代，农村推广深耕密植，我们常到地里深挖坑深翻地，抬尿抬粪浇地施肥。那时无化肥，屎尿是好东西，路上背叉子捡粪的，人畜狗鸡猫的都要。公共厕所里放满接尿的桶罐，人粪格外金贵，为之偷抢打仗的事常有发生。学校除放暑假寒假外，还放麦假和秋假，麦收时去帮着割拔麦子，捆绑装车，捡麦穗；秋收时去帮着割豆子，刨地瓜。虽然累，但受到了锻炼，还让我学会了不少农活。

1959年春天，父亲的单位整个迁到了西沂河，母亲带着大妹和二弟、三弟也来了。我们先是租村北头路西刘家的房子（他们家的刘德瑞是我同学，刘德林是我后来上省邮电学校的老师），后来为了父亲上班和我们上学近，租了村南头路东姓王的房子。

当时闹饥荒，人们吃不饱穿不好。农历七月二妹出生，母亲被下放，一家七口靠父亲四十多元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粮油肉蛋糖按人定量供应，成人粮食每月23斤，小孩每人十几斤，油几小两，肉蛋糖见不着。过中秋节，每人吃不上一个月饼的1/4；过春节，全家人买了斤把肉净肥的，包饺子，馅子全是萝卜白莱，连个肉星见不着。粮食不够吃，又没油水，个个饿得皮包骨头。母亲领着我们挖野菜、摘树叶、捡麦穗、捞地瓜、晒瓜干、煮地瓜秧子填肚子。

那时地瓜秧子吃得最多，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母亲把地瓜秧子切得碎碎的，第二天早上给我们煮了吃。鲜的地瓜秧子很难捡到，基本上都是干的，很难吃。野菜，我只认识两种，一是马齿苋，一是曲曲芽（蒲公英），放了学就去地里找。我们上学饿着肚子参加义务劳动，放学挎着篮子挖野菜，回来让母亲做了吃，母亲常因心疼我们而落泪。为了生活，母亲借东家借西家，白天去干零工，晚上浆洗缝补；布票不够用，大的改小的，破的补丁摞补丁，还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纳鞋底，浆鞋帮，好歹不让我们光着脚。

1960年，国家号召生产自救。父亲除了上班，就是利用业余时间，领着我们开荒种地。跟着他在厂里空地、沟边、道旁，种小麦、栽地瓜、耩豆子、种南瓜；跟着他翻地、撒种、栽苗、插秧、施肥、除草、挑水、浇地，学了很多农活。母亲拖着地排车去拉沙、领着我们挖废铁、捡煤渣，卖了钱贴补生活。我们有时到西边山口，帮拉地排车的拉车推车，挣个毛儿八分。放假时，步行三四十里到城里爷爷家，和五叔一起卖油条卖冰棍，挣几个钱帮助家里。那时，我们去城里，来回都是用脚量。

1961年秋，我考上了滕县十五中（后改名十三中），父亲所在的枣庄矿务局官桥机修厂迁到官桥公社公桥村南，我们家搬到了轩辕庄北八一煤矿宿舍区，从此告别了西沂河，但在那里生活的三年却让我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