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中奎

20世纪80年代的滕州乡村，大年初一的余韵还在青砖灰瓦间萦绕，走亲戚的热潮便从正月初二轰轰烈烈铺开。那时土路蜿蜒，地排车、自行车是最实在的代步工具，载着咱滕州人骨子里的热络与牵挂。

大年初四天刚亮，娘就按滕州走亲戚的老规矩忙活起来。她那双被冬日编锅盖、囤子的活计磨满老茧的手，轻轻铺开黄褐色牛皮纸，不大工夫，“羊角蜜”“红炉果子”（桃酥）“姜丝”“花生蘸”四样糕点就码得整齐，外层用纸绳十字捆扎出提手，去大舅家的礼品便备得妥妥帖帖。

地排车刚到大舅家大门口，就见锅屋早已升腾起白茫茫的蒸汽，土灶台上并排支着两口铁锅。大妗子正往锅底添劈好的杨木段，火星子溅上她的蓝布围裙，烫出几个焦黑的小点。“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她转身时，铁锅里的母鸡汤正咕嘟着顶起油花，酱色汤面上浮着新掰的葱段，腾起的热气把梁上挂的腊肉熏得微微发颤。南边的风箱“呱嗒呱嗒”响成节奏，我赶紧凑过去帮忙，蹲在灶前看大妗子炸藕盒——头天醒好的面糊盛在青瓦盆里，雪白的藕片裹上面浆，“吱啦”一声滑进油锅，绽开金黄的油花。香气混着柴火味钻进鼻腔，勾得人喉头直滚。“慢火炸，才酥透。”大妗子用长竹筷翻动藕盒，油光在她眼角的皱纹上跳着光斑。

日头爬上堂屋瓦檐时，八仙桌上已摆开滕州人待客的排场：粗瓷碗里的羊肉汤浮着油辣子，白瓷盘里的炸丸子堆成宝塔，最显眼的是中间那海碗粉皮炖鸡，金黄鸡汤里飘着绿油油的芫荽，蒸汽把墙上的“福”字熏得模糊。大舅从里屋拿出两瓶高粱酒，从条案底下摸出包了浆的锡酒壶，给每人面前的粗瓷盅斟满，又端起酒盅往地上滴了三滴——这是老辈人敬天地的规矩。酒液落在青砖缝里，腾起的细雾混着炭盆的暖意，把他鬓角的白霜都烘得软了。“那年你在东沙河挑河工，咱爹拄着拐棍走了二十里路给你送棉袄。”大舅感慨道。爹的酒盅在掌心转了半圈，釉面下的青花鱼纹在太阳光里晃出细碎光斑：“可不是嘛，第二年麦收，咱爹非要跟车把式学赶车，骡子受了惊，把他甩进渠沟，腰上的老伤一到阴雨天就疼。”

爹从腰窝里摸出大前门烟盒，烟的火光在他和大舅的皱纹里明明灭灭。“前几日收拾老屋，翻出你当年当兵寄回的搪瓷缸。”爹忽然笑出声，眼角皱纹里盛着酒气，“缸底那圈‘保家卫国’的红漆都掉光了，你大姐还拿来当腌咸菜的罐子。”大舅边抿酒边拍爹的肩膀，酒盅里的高粱酒晃出酒花：“等开春，我把西洼地的荒田拾掇拾掇，”他望着窗外落满麻雀的枣树枝，仿佛已看见满地麦浪，“就种你从淄博带回来的土豆种，咱爹要是知道……”话头突然哽在喉间，两个年过不惑的男人同时端起酒盅，瓷与瓷相碰的脆响里，藏着没说出口的思念。蒸汽从海碗里腾起，模糊了他们泛红的眼角，却让墙上那张褪了色的全家福愈发清晰——照片里的爹穿着带口袋盖的中山装，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我，身后的锅屋正飘出袅袅炊烟。

撤席时日头偏西，大妗子早提着新买的铝壳暖瓶守在门口，印着红双喜的茶盘里，瓷茶杯浮着茉莉香茶。茶续到第三泡，炭盆里的地瓜已裂开蜜色纹路，他们的话却越唠越密，又扯到去西岗倒腾苇席的见闻……暮色染红窗棂上的年画时，娘刚起身就被按回条凳：“电灯都拉上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十五瓦的灯泡下，大妗子变戏法似的端出糖炒栗子、花生。我们踩着月光上路，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握着装了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在坑洼土路上照出晃动的光斑。

去年正月初四，姨弟的车停在大舅家新修的水泥院前。后备箱里的礼品盒整齐得像超市货架：纯奶、真空包装的扒鸡、印着英文标识的坚果礼盒。大妗子忙迎进院，暖气裹着空调滤芯的气味扑面而来，厨房里的集成灶锃亮得能照见人影，却寻不见半分当年锅屋柴火的烟火气。“妗子，别忙活了！我们坐会儿就走，上午还有几家亲戚要跑，明天初五我就得回去开工。”大妗子刚拿好茶杯，姨弟便急着说道，低头看了眼手机导航，“下一站去二姨家，导航说二十分钟就到。”大妗子叹了口气，忙着给每个人回了两份礼品。汽车发动时，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被铁大门挡了大半，只剩羽绒服的红色在门框上晃了晃，像朵迅速凋零的年节窗花。

不到一个上午，我们就走了四家亲戚。经过村头老碾盘时，风里送来若有若无的炸丸子香。忽然想起当年在锅屋里看大妗子炸藕盒，在炭火盆边听老辈人谈古论今的午后，那些被灶火烘得暖融融的时光，此刻都浓缩成导航地图上的一个个标点，在柏油路上碾出细碎的光。但记忆深处的那缕柴火香，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漫上心头，像多年前大妗子递到口中的热藕盒，烫得人眼眶发潮——那是滕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年味，藏在灶火炊烟里，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