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润涛

在生产队夏秋两季的农活中，翻地瓜秧是一项比较轻闲的农活，老少皆宜。每当下过一场大雨之后，生产队都要把地瓜秧翻动一遍，一方面防止地瓜秧扎根，分散地力和养分，也少了地瓜秧蔓的牵绊。

每当队里翻地瓜秧时，出勤人员要比平时多得多。翻地瓜秧，社员每人手持一根木杆子，在地头上一字排开，很像南归的大雁，只是很少排成人字。人们把木杆子从地瓜秧蔓下插过去，用力一挑一甩，地瓜秧从一边被甩到另一边。此时的地瓜秧在我眼里就像邻居家女孩的发辫，每次翻动我都会小心翼翼的，唯恐把地瓜秧扯断。偶尔也有扯断的时候，多因地瓜秧已经扎下了根，翻动时劲用得猛。

有一件事情让我犯了迷糊，就是大人每次翻断的地瓜秧都比我多。怎么会这样呢？其中的奥妙是婶子告诉我的，她说：“憨孩子，你这就不懂了吧！他们是故意翻断的，哪像你怕翻断。”末了婶子还说：“你这孩子就是心眼太实，多翻断点地瓜秧拿回家好让你娘做菜豆腐呀。”

原来是这样啊！然而，我到底没那么做，因为我不忍心去挑断那些长得好好的地瓜秧蔓，如果那样地瓜秧疼，我也会疼。

秋天在生产队拾棉花、摘豆角，多半是妇女和半大孩子干的活。那时我才拿半劳力的工分，因而，只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半是和妇女混在一起。开始我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心想自己大小也是个男子汉呀！夹在妇女们中间算怎么回事？尤其让自己感到不适应的是，她们往往无视我的存在，说一些只有娘儿们才能说出口的话，常常让我这听者羞得面红耳赤。如果被她们瞅见就更不得了啦，她们会说，看，还不好意思哩，脸都红了。便引来一片哄笑声。

在这些劳动的妇女中，数我家前院的大婶最能闹，她当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大叔，在县某煤矿上班。大叔有些文化，一直从事管理工作。大叔很少回家，家中的一应事务全靠大婶打理，除了照顾家里两位老人和拉扯孩子，大婶没少参加队里的劳动，她常说，家里没有劳动力，多挣点工分年终就少往队里找点钱。因而，只要队里有妇女们干的农活，她差不多都抢着参加。大婶是一个欢乐脾气，她不仅干活泼辣欢实，还爱说爱笑。

大婶晚年得了病，去世那天族人准备给她成殓，这才想起大叔，叫他看看给大婶穿什么衣裳。可在外面找了一圈子都没找到大叔，就有人去内屋找，这才发现大叔已经悬挂在房梁上了。大叔和大婶一辈子恩爱，自从大婶咽气后大叔就魔怔了，嘴里一直不停地念叨一句话：“你走了让我怎么过。”大家便劝他，说你怎么就不能过了，你有退休金，两个孩子又都在矿上拿工资，比我们不知强多少倍呢。但令人唏嘘的是，大叔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他到那边陪大婶去了。两口红棺材并排放在院子里，一次发两口丧，在我村算是首次，前来看发丧的人无不垂泪。

我刚学会锄地就赶上种玉米，由于队里种的是夏玉米，麦茬有的还没刨净，给锄草造成了很大障碍，有时候人做不了锄的主，往往把保留的玉米苗给锄掉。而每有人把苗锄掉，就有人不由自主的“哎哟”一声，想瞒都瞒不下。我是最沉不住气的那个人，每当一棵玉米苗被锄掉时，不仅会“哎哟”一声，还会“啧啧”为此惋惜。于是，就会变得愈发紧张，脸上的汗水就愈发流得急。这时旁边的德琛老爷爷就会说：“孙子，沉住气，看准苗再甩锄。”他见我愈发不安便又说：“老虎也有打盹时，你刚学会锄地，锄掉几棵苗也属正常。”听了老爷爷的话心才稍安一点，接下来锄掉的玉米苗就少了。

德琛老爷爷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他上过私塾，会讲话本故事，大家都乐意和他一起下地干活，休息时好听他讲故事。为此有人说，跟他干活不觉得累。其实看干什么活，有时候干着活也不耽误他讲故事。他常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这是一部长篇话本，一部书能讲好多天，就像眼下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有时候嫌不过瘾，耽误活也是常有的事。不过队长心里有数，如果耽误了活，收工前一定会补回来。

我们队长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对地图特有研究，只要有人向他讨教，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他都讲得头头是道。最奇怪的是，整张中国地图或者世界地图，就像印在他的脑袋里似的，只要你问他某国家在什么洲，哪个城市在什么省，他都门儿清。不过，他晚年很不幸，患了一种病，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

那几天在马山西坡梨园给梨树喷药，休息时社员会趁机在附近找个地方方便。人们发现金芝爷爷每次都跑得很远，直到休息结束甚至干了一会子活才回来。有人说他这是舍近求远，也有人说他是“屙滑工屎”。不过，有一天人们终于发现，金芝爷爷之所以跑那么远屙屎撒尿，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把屎尿都拉在自己开垦的那片荒地上了。不过，他也不全是拉屎撒尿，有时是捡地里的石头子儿。总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那个饥饿年代，那片地帮他一家度过了饥荒。

长安媳妇和留住媳妇，是我们队半年前新进门的媳妇，听她们的婆婆说，她们都怀了孕。这不队长刚宣布休息，她们就双双走进不远处的山楂林里。有眼尖的人发现，她们可不光是为了方便，而是去摘树上的山楂。俗话说，酸男辣女。难道她们都怀了儿子？

此时长山爷可没心思去揣摩这些，他这个老光棍根本不懂这些。他干吗呢？原来是去捉蚂蚱去了。他喜欢吃蚂蚱炒辣椒，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代，他的口头禅是：蚂蚱也是肉，吃了也解馋。他每次下地劳动回家，人们都会发现他的席夹子檐上，挂着一两串用鸡毛缨子穿的蚂蚱。我曾问过他怎个吃法？他说：“把蚂蚱头一掐，用盐一腌，炒辣椒吃。”说着他口水就流出来了，为了掩饰他的馋相，急忙用舌头去舔那道口水。

我们队有一个外号“故事篓子”的郑二叔，见我从后面赶上来，便触景生情讲了一个挑梨的故事。说在我们村早年有一个“肉头户”，下梨时请村里人帮忙，由于他家是出了名的吃食不好，每年下梨找人帮忙都没人愿意去。即使有人磨不开面子去了，干起活来也是消极怠工。比如挑梨，看似把窝篓子装得冒尖，可一旦梨挑到目的地，最后只剩下多半窝篓子。梨哪去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路上被磕碰掉了。其实，这还算好的，有人在挑梨的路上会故意摔倒，把梨弄得满地都是，摔坏的梨最后只能切成片晒干喂猪。也就是那一次，郑二叔还讲了一个肉头户吃咸鱼的笑话。说是肉头户主在家吃饭，饭食多半是高粱煎饼、小米绿豆汤、咸鱼和老咸菜，就是“老四样”。可肉头户主会过日子呀，即便是吃鱼，他家也从不买鲜鱼。为什么？鲜鱼没咸鱼存放得时间长呀！他吃饭，通常情况是一顿饭吃完了，一条咸鱼竟然还完好无缺，那条鱼还是那条鱼，而且一条咸鱼可以吃几天。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便催促郑二叔赶快讲下去，别再卖关子了。答案你肯定也想不到。事情是这样的：肉头户主在吃煎饼时，有意把咸鱼卷在煎饼的下端，让牙齿和咸鱼保持一段距离，以嘴咬不到鱼为宜。他吃一口煎饼，把鱼往后挪一点，就这样哄着自己把一个煎饼吃完，而鱼还是鱼，一点儿都没少。这件事后来被传遍了全村，人们又送给他一个外号——“老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