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润文

光绪三十四年，干支戊申，公元1908年。这一年，北京城里的太后和皇帝已经病得说不出话，西苑的风比紫禁城的奏折还冷；立宪派在报纸上争着要开国会，革命党在南边埋炸药；日俄刚在东北打完，山东境内的铁路和教堂，把旧天下撕开一道口子。清廷还在“新政”里撑场面：废科举、办学堂、编乡土志、练新军。州县志书里写的照例是“皇恩浩荡”，可乡下井碑上刻的，却是“麦一升卖京钱一千”。在这个大时代的褶皱里，有三个滕县人以各自己的方式留下了刻痕。

坂上村在滕县东山里。村南的地里有一口井，井边立着一块碑。碑面不宽，字也不大，刻得算不上讲究：“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麦一升賣京錢一千、高粮几百，潘玉階立井。”

略略几行，更像随手记下的一笔账，不像一块正经的功德碑。它没有写井有多深、用了多少工、花了多少钱，也没有写立碑人有什么功德，只记了日子，记了两样粮价，末了落一句：潘玉阶立井。

一块立在井边的碑，本该记井，它偏偏只说了粮价。

细想也通了。这块碑立起来的时候，滕县已经连着三年闹饥荒，粮一天比一天贵。可潘玉阶的心思，未必有多远大。他大概不认得“新政”二字，也没读过学部颁下来的什么例目；他就是个在土里刨食的庄户人，眼里只有一件事：天旱了，地裂了，河干了，人没水喝了。天不给水，那就自己动手，把水从地底下淘出来。他宁可把贵得吓人的粮拿出来换工，也要把这口井打成。

乡下人一辈子攒下的，无非几亩薄田、一头牲口、半坡果树，再就是一口能出水的井：那是可以传家的东西，旱涝都指着它。潘玉阶拿粮换工，拿工换井，说到底，是想在荒年里给儿孙、也给这一方人，留下一个实实在在、能一直用下去的物件。碑上那句“麦一升卖京钱一千”，记的不是什么恩德，是他为这口井真真切切掏出去的粮。

那块碑，其实是他给自己立的一张“功牌”：没官衔，没谥号，只落三个字——我挖的。

同一场饥荒，西湖那边是另一种记法。

留庄的李清瀛没有立碑，他写诗。他的《存真诗草》里留有一首《年荒略志》，一开篇就是“光绪卅二年至卅四年粮连贵”。

光绪三十二年（1906），滕县先遭了一场大水。李清瀛写那一年的夏天是“夏雨连绵无日晴，田园高洼水盈盈”；水来得急，“溜奔似驰疾难挽，屋折如雷响有声”，屋倒的声音像打雷。村里的人家，“舍壁半沉汹涨里”，墙泡在水里；出门要“动借扁舟行”，得借小船。低处的场院菜圃成了水塘，“场圃时观河鲤跃”，鲤鱼在原本种菜的地方往外蹦。大水刚退，更大的旱又来了。“先惊丙午洪波起，继讶戊申旱魃呈。”他还专门注了一笔，“三年内先潦后旱”。丙午涝，丁未、戊申接着旱，粮价就这么一年一年往上抬，抬了整整三年。

诗里最让人心惊的，是那些数字。“红粮每斗银三两”，怕后人不信，又特意注一句“银价每两三千八百文”；“白麦各斤钱百京”，一斤白麦一百文京钱。更令人不忍卒读是这一联：“母卖婴儿乳返恋，夫售发妇泪频倾。”母亲把吃奶的孩子卖掉，转身还舍不得那口奶；丈夫卖了结发的妻子，一边走一边抹泪。诗人怕这几句被当成夸张，又在下面缀一行小注：“江南地，有人市。”还有一行注，藏着一场疫病：“徐州等处疾病十死八九。”大涝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古人的经验，是李清瀛不肯写进诗里、只肯落在注里的话。

把李清瀛的诗和坂上村的碑放在一起看，有个算术值得琢磨。旧时的升子有大有小，一升麦约合四斤上下，两处的粮价一折成斤，差得就更清楚了。

先说东山的碑。麦一升卖京钱一千，折下来一斤二百五十文；高粱一升约莫百十文，折下来一斤才二十来文。麦比高粱贵上十倍——这是山里年景的常理：小麦是需水的细粮作物，金贵；高粱是耐旱的粗粮作物，自家锅里煮着度日。

李清瀛所在的西湖，却是另一种价格。他写“红粮每斗银三两”，红粮就是高粱；一斗十升，折合一升一千一百多文，一斤要二百八十来文。小麦呢，“白麦各斤钱百京”，一斤才一百文京钱。一斤高粱的价，竟近小麦三倍——灾年里，粗粮反倒成了贵的那一样。

同一年，同一个县：东山麦贵、高粱贱，西湖高粱贵、麦贱。一升麦的价，东山是西湖的两倍半；一斤高粱的价，西湖又是东山的十几倍。山中地薄人稀，路远运难，粮价坐着车往上涨；湖边靠着水路，反倒让粗粮上了天。一重山、一湖水，就把同一场灾年，过成了两种光景。

所以潘玉阶卖粮挖井这件事，搁在东山，分量比放在别处更重。他不是赶上一个便宜年头，顺手做了件轻巧事；他是在粮价最贵的时候，把自己仓里的粮，一升一升地拿了出来。

第三个人在县城，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

高熙喆，他是光绪九年（1883）的进士，点过翰林院编修，做过国史馆协修，也放过山西乡试的正考官，后来补了监察御史，以敢说话出名。洋人占了胶澳，有汉奸替德国人越界划地，他一纸奏折递上去，直指疆界之事，说“彼族不损一兵，不折一矢，出一言而得数百里之地”，把朝里迁就敷衍的做派一并骂了。官做得不算小，脾气却是硬的。

光绪三十二年，高熙喆从宁夏知府任上丁母忧，回乡守制。守孝那两年，县令托他编一部《滕县乡土志》，给新式学堂做课本。学部有文，各县纂乡土志，是“用备小学课本”，要让孩童“由爱乡以知爱国”。一个翰林，为家乡写一部给蒙童读的读物——这件事，今天大概没几个人肯干。可他干了。

光绪三十三年，乡土志编成付印；光绪三十四年，他守制期满，补授宣化知府，又出去做官了。只是世事沉浮，命运并未让他安稳走完仕宦余生。四年后，大清亡了。数十年光阴倏忽而过，烽烟席卷齐鲁大地。公元1938年，日军的铁蹄到了滕县城下，滕县保卫战打响了。这一年，高熙喆已八十四岁。日军南下的消息传来，他痛斥了那些奴颜婢膝的汉奸，随后让长子备车，弃家出城，往东部山里避。他落脚的地方，就是坂上村。

就是那口井所在的坂上村。

把这三个人、两处地方摆在一处，你就会发现并不是三条孤立的线。

东山潘玉阶，用一口井，把粮化成了活命的工；西湖李清瀛，用一首诗，把灾荒刻成了证词；县城高熙喆，用一部乡土志和一副不肯弯的脊梁，替这方水土留住了体面。一个是庄稼人的倔强，一个是读书人的悲悯，一个是士大夫的气节。他们谁也没跟谁商量过，可隔着一重山、一湖水，他们做的事，根子上是同一件——在乱世荒年里，把人当人看。

《年荒略志》里说得最含蓄的一处，也是这个意思。李清瀛面对连年的水旱，没有骂天，只写了一句“苍天岂故与民虐，黎庶宜存慎独情”。天未必是故意要为难百姓，倒是活着的人，越在这样的年月，越要守住心里那点不肯随波逐流的东西。这句话，像是李清瀛说给自己听的，也像是几十年后，高熙喆在坂上村流着泪，说给自己听的。

一方井碑，一轴荒年诗作，一部乡土旧志。丙午的滔滔洪水，戊申的灼灼大旱，乡绅悲悯咏叹，乡农凿井求生，老儒守节避乱。岁月漫过田垄，旧人早已消散，可这些文字碑石，依旧替百年前的滕县，记住那一场接一场的荒岁，记住乱世里普通人的挣扎，也记住一代士人的家国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