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善存

一般人真正走近并对苏轼有所了解，是他被贬黄州时期。因为语文教材里有他那几部作品，而那几部作品不仅是考试的重点，更是他人生的绝响。借用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的话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此处作品即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他直言不讳说自己最喜欢的中国文学家是苏东坡，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在黄州写赤壁的这几篇。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

苏轼21岁高中进士，名动京城，意气风发，但步入仕途屡遭贬谪，以致后半生几乎都在被贬流放中度过：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自求外放；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苏辙等人拼死上表多方营救，幸好太后曹氏爱才，宋神宗才对苏轼从轻发落，囚禁128天之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交由本州安置。那年他45岁，形同软禁：有名义官职，却无半分实权，不得签办公事，不得干预公事，不得擅自离境。

从年轻气盛到身不由己，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过山车式的境遇让素来洒脱的他一时抑郁苦闷。初至定慧院，夜静更深，缺月疏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落笔写下这首《卜算子》，以孤鸿自喻，道尽了身处逆境仍不肯同流合污的孤傲与落寞。彼时的苏轼，仍困于仕途得失，满心皆是壮志难酬的怅惘。

直到元丰五年的那个秋夜，他与友人泛舟赤壁，赏风月，寻古迹，悟玄理，明得失。面对浩瀚江水，友人感慨人生须臾、天地无穷，叹世事无常、岁月匆匆。而历经困顿沉淀的苏轼，以水月为喻，道出千古哲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世间万物，瞬息万变，亦亘古不变；人生的得失聚散、起落浮沉，不过是天地间寻常光景。

《前赤壁赋》在一问一答之间，已然跳出个人得失的桎梏，彰显与自我、与苦难、与世界的和解。此时的苏轼懂得了“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皆是造物无尽馈赠，终于放下朝堂执念，不再为宦海沉浮内耗。

自此，世间少了一位执着于仕途的官员苏轼，多了一位豁达通透的文人“东坡”。在黄州他俯下身子，开垦东坡荒地，深耕人间烟火。在贫寒的日子里，他改良烹饪技法，创出东坡肉，一首《猪肉颂》，将粗茶淡饭过成了诗意生活。夜醉归来，倚杖听江声，纵使仍有“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怅然，却已然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

黄州的江风水月，最终治愈了满腹愁绪的诗人，也淬炼出他旷达乐观的胸襟，完成了人生心境的终极蜕变。如果说黄州是苏轼人生的第一道分水岭，那么惠州则绽放出他随遇而安的生活热忱。 

59岁的他再遭贬谪，远赴岭南蛮荒之地。彼时的惠州，偏远荒芜、瘴气弥漫，是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绝境。可暮年困顿的苏轼，并未让自己沉溺悲苦之中，反而在岭南风物中寻得了万般欢喜。他见罗浮山四季如春，花果繁盛，欣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佳句，将蛮荒之地的苦寒，描绘成千古向往的盛景。纵使身染重病，卧居小阁藤床，依旧淡然吟咏“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却不想这份安贫乐道的从容，再次触怒了朝中政敌，随着一纸诏令，年逾花甲的他又一次被贬，远赴更偏远的海南儋州。彼时的儋州，孤悬海外、水天茫茫，是中原人眼中真正的天涯绝境。

那年他已62岁，初至海岛，未免怅然感叹身世飘零，可转瞬便豁然通透：九州大地皆在沧海之中，世人皆居海岛，何来困顿偏远之说？一念通透，万般释然。于是他伐竹修茅，登山采药，随遇而安，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见当地百姓饮水污浊，他便带领民众开凿水井、疏通水源；目睹瘴疠肆虐、缺医少药，便搜罗草药、传授医术，缓解百姓疾苦。更可贵的是，他还开设学堂，讲学授徒，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进士。那时海南文教荒芜、诗书不兴，他便开坛讲学，传播中原文脉，教化一方百姓，为蛮荒海岛埋下了中华文明的火种。

徽宗即位，苏轼终得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66岁。半生漂泊颠沛，一生起落沉浮，他以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作结，是唏嘘，是自嘲，是感慨，是达观，更是通透。

黄州渡己，褪去浮躁，与人生和解；惠州悦己，随遇而安，与社会和解；儋州渡人，躬身有为，知行合一。若说黄州是他个人心境的觉醒，惠州是他现实生活的自适，儋州便是他生命格局的升华。半生贬谪磨砺，苏轼早已跳出个人荣辱得失，真正做到逆境有为、困顿济世。

他以自己曲折坎坷的一生告诉世人：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豁达、向阳而行，身处低谷，依旧坚守本心、积极有为。这便是东坡风骨，穿越千年风雨，依旧温润动人，启迪心智，常读常新，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