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贺奎

清晨，当时针指向6:25分，滕县广播站播放的《东方红》乐曲，通过红色电波在善国大地响起。这时，从县城到农村，从东山到西湖，在千家万户的广播喇叭里，正同频播放这激昂的曲子。一曲终了，接下来播放提前录制好的开头语，预告全天节目内容。播音员声音洪亮脆爽，甜圆温润，让听众如沐春阳，如临惠风。从广播喇叭里发出的开头曲又恰似军营里的起床号，它跨越时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在县城工作的工人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前行，农民扛着农具开始下地干活，孩子们背起书包急忙向校园走去……

在20世纪中期，广播喇叭成了主流媒体，成了党与群众心心相连、交流信息的纽带和桥梁。滕县广播站建于1956年7月，至1985年，全县广播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县至22个乡镇广播线路达到1487杆公里，4563线公里，广播喇叭突破27万余只，农村通播率100%，喇叭入户率97%。

我很荣幸，在70年代成为滕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员。高中毕业后，一边教书，一边参加农事劳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新人新事。入夜，微弱的灯光下，我把这些记录下来，赶写一篇篇新闻稿件。当我的名字出现在广播喇叭里，成就感、荣誉感随之而来。

在这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县广播站的几位编辑老师，像颜淑清、张宗石、马运法等，与他们亦师亦友，学到了不少新闻专业知识，有时我还带上稿件骑着自行车赶往二十里远的县广播站，亲自聆听几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学会了如何抢抓新闻线索，如何把广播稿写得口语化，让不同层次的听众便于记忆。连续几年，我被评为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

正是我与广播喇叭的这段缘，使我的人生实现了新的转折。1985年6月，我从一名教师，被选调到我所在的城郊乡广播站做编辑。在社改乡、队改村之前，有线广播只是单一的转播上级电台节目，而这一年在全社会大办广播的洪流中，乡镇广播站有了自办节目。

作为一名编辑，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探索如何让广播成为党和政府的传话筒，让自办节目成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帮手。每天除准时转播中央和省市电台节目外，还因地制宜，开辟了《城郊新闻》《农科园地》《青少年之友》《农家生活》《妇女之家》等专题节目。自办节目播出后，不少听众反映说：广播喇叭屋里挂，党的声音送到家。广播喇叭呱呱叫，种田知识早知道。

乡镇广播站开设自办节目，在纯农业时代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农事生产息息相连。上级关于农村农业的重要通知精神，要听广播；本乡镇发生了什么新鲜事，要听广播；小麦、玉米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肥，要听广播；明后天天气如何，要听广播。如果谁家的广播坏了，农民们就像丢了魂似的，像少了主心骨一样。每天从广播里发出的声音，成了农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城郊乡广播站自办节目，在滕州市广播电视局的指导下，编播质量不断提高。1985年6月1日，韩桥管区5000亩小麦遭受雹灾，造成绝产。广播站编播人员聚焦灾情，赶赴现场实地采访，连续一周编播灾区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新闻稿件，从而鼓舞灾区群众战胜困难，夏粮损失秋季补，誓夺全年大丰收。1990年10月、1993年11月，由城郊乡广播站选送的《秋种专题》和《农家园地》节目，在全省乡镇优秀广播节目评选中均获优秀节目奖。

乡镇广播站自办节目的播出，离不开完好的机器设备。1966年城郊公社广播放大站成立，最先安装500W扩音机一台，主干线路7条，采用木杆、14号铁丝运行；1985年，政府加大投资，增设扩音机3部，录音机3部，增音机1部，配备调频接收机，实现专线传输与调频发射相结合的新型广播网络；之后又购进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综合播控台1套，2X275W扩音机3台，总功率达到1500瓦。主干线路从机房出发穿城而过，南线至前洪村，北线至梁场村，采用通讯电缆传输，分线后改为铁丝传送。

广播喇叭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起初的单片舌簧喇叭，先后被压电陶瓷喇叭、动圈音箱喇叭所取代，有线广播用户终端电压达到36伏，确保农户的收听效果。至上世纪90年代初，调频喇叭进入千家万户。城郊乡的广播事业同全市一样，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一个拥有89个自然村、15000农户、72000人口的城郊乡，有线广播入户率达到98%。田间地头与农村院部的高音喇叭超过千只。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农村有线广播被有线电视所取代。有线广播虽已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但在半个世纪的流行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