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贺奎

秋风起，“霜降”至，两场霜雪落过，大地上的红薯叶由绿变黑，由黑变成干枯。时令告诉人们，红薯该收获了……

在故乡，每年农历三月，庄稼人要忙着栽植红薯。一根根薯藤，扦插在土壤的垄墁上，半月就能长出一尺、二尺的藤条，半月之后，分枝越来越密，藤蔓越来越长，那些枝叶渐渐地遮严土地。这时的田野被绿色覆盖，于是就有了生命力。远望，像一片片翠绿的湖面，轻风一吹，碧波荡漾。

在北方，但凡禾谷类的小麦、玉米、高粱及豆菽类的农作物，它们的繁育靠一粒粒种子，只要适时播入土中，就可冲破土层，生根发芽。红薯却另类，它是靠着一根根藤蔓，年复一年的延续生命。在我们这里，红薯是主要粮食作物。在种植上要经历留种——育苗——移栽三个阶段。留种，把当年收获的地瓜，精挑细选，然后轻拿轻放，小心翼翼地存入生产队的大屋窖进行恒温贮藏，以便安全越冬；育苗，次年开春，库存的地瓜通过人工二次搬运，转移到地炕上加温育苗。火从地生，暖从脚起，其热融融，红薯遇热发芽，很快就长出挨挨排排的藤蔓；移栽，清明节过后，农历三月下旬，正是春茬地瓜最佳栽植期。生产队长统筹安排，各路人马迅速出动。一望无际的田野，尽是忙碌的身影。年长的庄稼汉手持镢头，前脚迈一步，后脚跟一步，很有规则地在垄墁上刨埯，那株距不长不短，米尺一量，正好三十公分。随后，增施农家肥，挑水浇埯，放置藤条，埋植抹平土墁。

人民公社时期，种植红薯就是最主要的农事活动。农民唯一的生活依靠就是地瓜。没有它，人就会挨饿，就难以生存。自从把藤蔓栽到地上起，庄稼人就眼巴巴地看着它成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根根藤蔓上。

整个夏季，地瓜生长期的管理是不敢放松的。庄稼人要把心血与汗水挥洒到黄土地里。当地瓜秧爬满坡，人们就隔三差五地下地劳作。手中的杆子不停地左右翻动，把藤蔓扎下的根高高挑起，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结大瓜。秧子翻过，再去除杂草，防止与地瓜争养分。当炎热而漫长的夏季过后，地瓜进入成熟期。垄上垄下，全是干裂的口子，从裂缝中可清晰看到下面的红薯，看到新的希望所在。

地瓜收获季，大约一个月时间。装满地瓜的地排车车队，从田间运到村里，一部分入库大屋窖。另一部分留在地里擦成瓜干原地晾晒，然后交售给国家。剩下的一点点才分配给农户食用，当作过冬的食粮。待地净场光，农家的孩子们挎着杈头下地捞红薯。他们手执小镢头，在凉嗖嗖的秋风中刨啊，翻啊，一遍又一遍，把落下的地瓜一个个找回来。从秋到冬，再到来年春天，田野里尽是青少年弓腰驼背的身影。他们的劳动所得，无疑是在帮助家人补给短缺的食粮。

在我生命最初的十几个春夏秋冬里，我吃着地瓜长大，因此与红薯结下了不解之缘，终身念念不忘。艰难的岁月里，是红薯让我让乡亲们填饱肚子，维持生计。红薯，成了那一代人的救命稻草。

饮水思源。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把红薯从国外引种到中国的陈振龙。有关资料记载：明万历年间，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有个名叫陈振龙的读书人，科举不第，转而经商，往来于福建和吕宋（明时即菲律宾）之间。在吕宋，陈振龙发现红薯藤随栽随活，就截取了几尺茎叶，切成小段，想把它带回福建。当时，菲律宾明文规定禁止红薯出境，陈振龙便把薯藤编到缆绳里，经过七天七夜航行，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下旬带回福建厦门。陈振龙在自家试种成功，后请求官府推广。

清朝时期，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于康熙初年将红薯引种到浙江，他的儿子陈世元又带着晚辈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推广。红薯种植面积达到一亿多亩，成为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一根薯藤拯救了中国三亿多人口。

在当代，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把毕生精力用在了杂交水稻的科研攻关上，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养活了半个中国的人口。他还向亚州、非州一些国家推广杂交水稻三千万亩，靠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农民发明家李登海，被称为杂交玉米之父，30多年间，先后选育玉米高产新品种80多个，7次开创和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记录。

当人们衣食无忧的时候，怎能不感恩党，感恩那些为粮食生产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