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献春
小区不远处的一家商铺在重新装饰,现在的门店生意不好做,“改头换面”是常有的事。引起我注目的是施工现场拉起的红色条幅:“开个理发店,请您给起个好名字!”我闲来无事,便在围挡现场的蓝布上扫描了二维码,发去一组店名:“爱简发”“发型视界”“时尚发源地”。
来东莞有了些日子,我留意到门头经济中理发业一直很火,总是有人在排队等候。但有些店名怪怪的,仅从字面上看,很难确认可以在此理发。如若不信,我随便说几个名字,你来猜猜看:“巴洛克”“苏珀沙龙”“A11”“里享”“T.S设计”……这是一座青年群体(16-35岁)接近人口一半的“青春之城”,怪诞新潮、诗情画意的店名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想来,我那一串非得有个“发”字的名字大概率派不上了用场。
这些场所的理发价格很贵,好在价码明示在外,不进去也能知道收费标准。我常去附近的一家“优剪”连锁店,这里的候剪区有茶点、读物和存包柜等,环境温馨、有品位,导剪员、理发师、收银员等工作人员服务热情、也好沟通。一边理发一边交流,得知这个人口过千万的特大城市,理发业是一个大蛋糕,有着几十亿元的市场。店长说,这个行业竞争也很激烈,许多店推出了很诱人的揽客方案,他们却坚持“不办卡、不推销”,重视的是客户体验,选聘的是优质发型师,有港风四六分、飞机头等10余款发型任你选,确保让客人满意。在小区、广场、工地旁,我还时常看到有理发师为市民免费理发,不少人或坐或立在一旁等待着,“义剪”活动让人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
在我的想象中,男人剪发女人扎辫子应该是个很古老的传统。而事实上,在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剃头剪发不过400年,从远古到明代,汉人不剪头发只玩造型,剃头发的除了和尚、尼姑就是罪犯。清朝统治者曾颁发“剃发令”,以极其恐怖的威吓与杀戮强制实行辫发制,改变了流传数千年的结发习俗。接下来的辛亥革命,又刮起了剪辫风潮,辫发与剪辫成了保守与革命的分水岭。成汤剪发祈雨、曹操割发代首、杨贵妃自剪其发向玄宗示死、李莲英为慈禧太后换发型……这类久远的故事,演绎了头发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的悲喜剧角色;剃头匠、理发员、理发师、美发师、造型师、发型总监、发型设计师……这些称谓变化,折射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审美素养的成长。
前不久收到网购的几本书,其中有装帧精美的《铁凝散文》,打开后扑鼻而来的是淡淡书香,随手翻到了第7页,题目是《关于头发》。大作家总是妙笔生花,从幼儿园扎“马尾辫”、小学时的“刘海儿”起笔,到成人后的烫发、固定发型,不同年龄段的头发,竟然让铁凝写成了美文,情节中自然少不了理发馆、美发师。她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除了与你耳鬓厮磨的爱人,还有谁和你头发的关系最紧密呢?正是那些美发师啊。”我也随之生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敬意:对理发师的固有看法必须改一下了,他们用自己诚实、专业的劳动,在那么多头颅上创造出美、整洁、得体和千差万别的神韵,让我们无时无刻都能领略那迷人的“顶部风景”。
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涉及过理发的话题。1920年鲁迅写下《头发的故事》,小说通过描述女人剪发男人剪辫子引起的风波,表达对“剪了短发就是革命成功”的讽刺。张爱玲在她的《天才梦》中,说出自己害怕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我怕上理发店”。不去理发店的还有余秋雨,他在《头面风光》中透露了这个秘密:二十多年中,他的头发三分一的时间是妻子马兰剪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自己剪的,难怪其发型常年保持一个样子。毕淑敏写有《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一文,还在另一文章中驳斥常常形容女人的一句俗话——“头发长,见识短”,头发怎么会同见识成反比?
平心而论,读了不少知名作家写理发的文字,我最喜欢的还是铁凝的《关于头发》。她讲述与“人好技术也好”的陈师傅、“充满朝气的年轻”理发师们的交往,也让我想起有关理发的一些有趣往事。
小时候,村上有一个剃头匠,人们都称他“苏道人”,他原本负责管护村西的老庙,后来还俗落户村里改行剃头刮脸。那时的理发工具只有剪子、推子、刀子等几大件,男人们的发型也很单调,无外乎平头、洋头、三七分和大奔头。去找“苏道人”剪发要趁午饭后,他一大早挑着剃头担子走街串巷去了。“苏道人”过世后,承接父业的是他三儿子,理发店外的砖墙上歪歪地写着“苏三孩理发”和一串手机号,他正是当年的小学同学苏庆水。同村好同学孙士泉去年发表的《“西庙”史话》,说到了小时候我们剃头的情景,让我重拾五十年前的记忆。
毕业后进入工厂,工友们的一些生活琐事在厂子里便能解决,比如理发、洗澡、用餐、孩子入托等。后来调到市总工会,参与组织过职工生活后勤“五小”竞赛活动,记得化肥厂、卷烟厂等大企业总是得分靠前,年年获奖旗。1995年4月,王道新主席受邀参加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五一”晚会,我和李子贤主任随行。那台节目是提前在央视演播大厅录播,按照导演组的要求,我们每个人花了50元给头发塑型。坐在华丽的美发厅里,我一阵惊讶、一阵心疼,从未听说过这么贵的理发费,那时的工资也就是二三百元啊。晚会录播很顺利,我却整夜没有睡踏实,不是付笛生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等节目让我回味难眠,真担心睡沉后搅乱了很得意的发型,无论如何也要让花了大价钱的“新头”保鲜几天呢。
从工厂宿舍搬到了府前南区居住,我们一家人理发常去一路之隔的青年理发店。有一次与儿子一起去,店里人多需要等候,上幼儿园的儿子指着门口旋转的三色柱问:“为什么是红蓝白三种颜色呀?”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好自编了一个答案:“有些人追求时髦,最喜欢把头发染成这三种颜色。”事后了解,这要上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时的理发师通常兼做“外科医生”,负责给病人放血治疗,红蓝白分别代表鲜血、静脉和纱布,再后来三色柱成了国际通用的理发店标识。仍在经营中的青年理发店已成为行业中的“老字号”,经理老徐就是原来的理发师,每当路过此地,看到门西旁的三色柱以及熟悉的“国营”二字,经年往事如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理发虽然出新出彩,却是年复一年的日常;头发虽为细小之物,也有说不完的故事。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该给文章起个题目了。在我看来,这要比给理发店起名字有难度得多。也许因为喜欢,也许想着偷懒,我便有意地选用了与铁凝文章仅有一字之差的“关于理发”,这显然不能排除蹭名人之嫌,深感“颜之厚矣”。好在二者在内容与风格上迥然不同,前者已定论为散文经典,后者权当百姓故事吧。说到这里,不妨“将喜欢进行到底”,大大方方地抄录铁凝文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献给辛勤的理发工匠和所有爱美的人们:
“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有比头发更凡俗、更公开却又更要紧的东西吗?而美发师这职业,是那么凡俗,那么公开,又那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