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昭湖

读杜孝玺先生《乡愁何处》，一夜未眠。一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渊博的历史知识、精美的文字表述所吸引，文章涉猎的人事典故很多，针对一座小山一个小村，深挖细捋旁征博引地写出洋洋洒洒近万字的鸿文巨篇，真是令人折服。二是它勾起我对故乡的眷恋，引起我对那段少年生活的思忆！

1958年，在锣鼓声中，滕县木石一带发现了煤田，还说是露天的，调集了十几万人去挖。当时有首歌唱曰：“十八万英雄好汉，大战落凤山前，齐心协力挖煤炭。”还成立了“官桥矿务局”。从北到南挖了一二十里，露天煤没见着，庄稼糟蹋不少，折腾两年，只建了木石、位庄、莱村和八一几个煤井，划归枣庄矿务局就拉倒了。

当时，为了给煤矿服务，我父亲所在的利生红炉社，从滕县东关搬到了西沂河村南，更名为官桥矿务局机械厂〈后又更名为枣庄矿务局官桥机厂）。父亲被抽去那里建厂房，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窝棚（一半在地上用席盖上草，一半在地下），忙得很少回家。当时我兄妹四个，母亲一个人带着，还要上班做工，太辛苦，也忙不过来。父亲就让我从滕县东关春秋阁小学，转学到西沂河小学，跟着他住窝棚吃大锅饭。

记得是1958年I0月，我到西沂河小学报到。这所小学叫中心小学，是“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因为那时国家穷，校舍和师资都解决不了，周围的村子有的没小学，有的只有“初小”，即一年级到四年级，上高小需考，不少孩子只上完初小就算完成了学业。考上的孩子来上学都得跑几里、十几里路，一天几趟很辛苦。这所学校设在村里原基督教堂的院子里，校舍简陋，上下课敲铃，早上天不亮就到校，上午下午回家吃两顿饭，晩上还要点着煤油灯上自习，很艰苦。

1959年新学年开学，班里来了些上高小的新同学，其中三个是孤山村的，两女一男，女的叫刘永莲、吴全秀，男的叫郭金海。我才第一次知道孤山。

真正见到孤山，则是跟着郭金海去那里赶会的时候。孤山位于沂河西岸，既不大也不高，但那时山上林木茂盛郁郁葱葱，山下沂河清澈流水潺潺，景色秀美。山顶有个圆形建筑，有传说是日本人建的碉堡，对孩子们很有诱惑力，我光想爬上去看看，但始终没有如愿。会场很大，设在山东面和南面，南北有一二里长，卖各种东西的，玩杂耍的，应有尽有，非常热闹。我最感兴趣的是听大鼓书，说书的是个中年妇女，边敲鼓边说书，说的是杨家将，我们一听就半天，直到散会才往家走。

1961年，我考上了我们帮着拉沙搬砖，建在木石村西的滕县十五中〈后改名为十三中，搬到木石村东南落凤山上一个砖瓦厂里）。我们小学同校考上五人，其中就有孤山的郭金海。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厂子由西沂河搬到公桥村南，我们家也搬到位于轩辕村北的八一煤矿宿舍区。十五中离我们家十五六里，我只好住校，每周六放学步行回家，周日下午步行回校上晩自习。从此，我开始每周背着二十多个煎饼一罐头瓶子咸菜当口粮，每次来回三十多里路，每年要走一千二三百里的三年初中生活。这也让我有缘每周来回两次，三年百余次路过孤山和孤山村。

十三四岁的孩子，背着十几斤的东西，步行十五六里路求学，苦累不说，还常担惊受怕。一次因家里有事，星期天下午没返校，星期一早五更，我背着口粮往学校赶。半路上，夜黑不见五指，两边高粱叶沙沙作响，脚后咚咚回音作声，让我头皮发麻。突然，前方出现一怪物，三角头，灰白脸，吐着个血红舌头，吓得我毛骨悚然，以为是遇上了传说中的“吊死鬼”了。想往回跑时，想起大人的话：“若遇上鬼怪，你越往回跑越害怕，你跑不过它，还能把自己吓死。”于是我就攥起拳头，鼓足勇气往前走，死活由它吧。走到跟前一看，是铁路和公路交叉道口的警示牌，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这事就发生在孤山南面的列车发电站。

还有一次，星期天下午返校，碰上阴雨天，走到孤山村西头，雨下得很大，行人稀少，电闪雷鸣。突然，一道火光在我身边上下一闪，接着一个霹雷震天响，吓得我啊呀大叫，差点晕倒；前边一个路人回头一看，大喊：“孩子，没事吧，别怕！”我才定下心来往前走。

1964年，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父亲不让我考高中，在老师们劝说不通的情况下，班主任张桂正老师给我报考了山东省邮电学校（该校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当年我校考上高中、中专及技校的一共九名，到滕县一中上高中的五名，其中就有孤山的郭金海。

从此，我就离开了孤山，再也没有到过孤山。但是和孤山的缘分没断。走上工作岗位后，结识了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好朋友杜孝沛，他曾在济宁、莱芜、泰安和省集邮协会任过领导职务，并且和我一样都是从西沂河小学、山东省邮电学校一路走来，他的老家就在孤山村。去年，他来淄博“赶烤”，我们围炉夜话，还一块忆起滕州，忆起孤山。